内地网文狠批“农村的残酷” 村民“衣食足”却有待“知荣辱”？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领导层举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目标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然而在“仓廪实”和“衣食足”之外，农村在部份国民眼中，似乎呈现各式各样的陈规陋习，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由小康温饱的生活中，发展出遵行现代社会所需的“荣辱礼节”。
被指“谁大谁恶谁正确”情理法不分
根据2019年最新近数字，中国农村人口为5亿5162万左右，他们居住在大江南北至少数以十万计的村落之中，彼此之间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条件可以相距甚远，尤其是不少东部沿海农村早就已经“衣食足”和“仓廪实”，乘改革开放的机遇步上工业化的道路，水电基建不缺乏，也有相当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然而那些困扰贫困村落的问题，仍是在这些小康地方缠扰不去。
早前内地流传一篇网文，题为〈农村的残酷，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开宗明义是“略带偏见”地描述山东老家所见，文中表明当地“小工厂遍地”，“算是比较文明开放的沿海村子”，但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和社交人情等仍有许多“积弊”，概括而言则是村民爱占便宜、讲是非、传谣言、摆派头、小心眼等等，加起来的效果不单是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和浪费，更阻碍地方政府的施政效率。
不过最离谱的还是，作者笔下的农村依然是情理法不分，兼且“谁大谁恶谁正确”，连警察都看人多势众一方的眼色行事，遑论要秉公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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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看法固然一如他所自认，是带有偏见的，但作为农村出身的观察者，他至低限度展示出一点：尽管“仓廪实”和“衣食足”，要真正改变农村陋习积弊，赚多些钱安居乐业是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份条件，此因如社会组织的“本”一天不变的话，风俗习惯的“末”还是会持续下去。
黑帮加入中共“由黑染红、以红护黑”
同样是在山东，官媒在2018年就曾报道过一宗贪腐案例，详尽展示农村“有势力人士”如何完美吸收改革开放成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瓦解“有势力人士”对农村政经权力的把持。
综合官媒报道和官方通报，山东烟台西泊子村前村委会主任朱永君网罗“社会有前科劣迹人员”，逞强斗狠、肆意滋事、抢占地盘，控制当地海产养殖品购销市场，且为攫取巨额利润，先后成立多家公司，涉足多个行业，通过威胁、恐吓、暴力、假借合同纠纷、强迫交易等手段，控制资源、垄断市场。
尤有甚者，朱永君还成功申请为中共党员，并通过安排饭局、请客送礼、威逼利诱等方式，扶植其党羽选举村干部、加入中共组织。由2014年11月至2017年10月案发，其党羽已有6人同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5人兼任村委会主任）。山东省纪委直指此举为“由黑染红、以红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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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君可不是孤例，只要随便搜索浏览一下相关主题，就可以发现官媒近几年不断揭发“红黑莫辨”的现象，这些报道的叙事框架大致如下：农村潜藏许多“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有权有钱有势，剥削平民鱼肉百姓，连外来地方干部都迫于或乐于充当“保护伞”，有著数齐齐分，当中部份“有势力人士”更加光明正大地加入党政机关，可以大条道理地以权谋私。
移风易俗需“斗争”也需“赋权”
由第一步开始，官方当然要率先整顿辖下党政机关，近年中共反腐经常说要“老虎苍蝇一把抓”，并且在“最后一哩路”上，打掉“保护伞”和“扫黑除恶”，均是旨在于基层行政入手，动摇地方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然而单凭“斗争”个别人物是不足以成事的。
这些“有势力人士”之所以能长年坐大，毋庸讳言是由于地方政府有所依赖，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求迅速有效地招商引资，将清拆收地建厂募工等事项“外判”给这些豪强，时至今日若果要更弦易辙，恐怕不得不动员更为庞大和专攻农村工作的干部队伍，摸索出替代机制，而中共去年便推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相信就是有意朝此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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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整顿吏治和发展网络经济，要改进农村生态也不一定能一劳永逸，一则“有势力人士”还是坐拥组织力量，必要时可转化为武力，二则替换上去的干部雷厉风行地改革，有时是过犹不及，例如去年山东“合村并居”争议所见。
对于此等“由上而下”的偏差，官方也许对农村的“赋权”要更进一步，给予更多“吐苦水”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机制，官媒、自媒体和网上论坛都可以发挥相当作用，如此方能从根本上改变“谁大谁恶谁正确”的“权力习惯”，培养出理性衡量公私利弊的讨论空间，真正达致“知荣辱”与“知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