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经管｜了解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框架与未来方向

撰文：Alberto Moel

引言

创业精神一向是香港的基因元素。从早期作为贸易港口，到崛起成为制造业和国际金融中心，这座城市孕育出的各类初创企业，后来都往往蜕变成区内以至和全球的相关行业龙头。

1990年代末的科网狂潮，为香港科技初创企业生态圈迎来发展新篇，而在2016至2018年期间臻于顶峰。这个生态圈主要由私营企业带动，并在公营部门一定程度的支持下，逐渐形成基本组成部分：创业资金投资者、加速器、孵化器、募投比赛、共享工作空间、培训计划，以及来自各个行业和公众的倡议。

这个生态圈以美国矽谷为蓝本，而成效不一。本地初创企业只图复制矽谷的成就，却忽略其数十年来蓬勃发展的独特初创条件。

忽视香港自身的历史优势和弱点，这种做法在笔者看来只会沦为“创新剧场”；一味追求只讲表现、难以持续的成功初创企业生态圈（大型科技公司和高增长初创企业）的产出，却并无投入以下所需要素：高技能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社区支援结构，以及所涉资本。这第一波生态圈的发展，随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而告终。

今天，香港再次处于十字路口。技术变革、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重组，在敦促特区必须改弦易辙，而个中关键因素在于重新思考自身的创新和科技发展。

2022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另有几项私人和公共倡议提出，文件的目标旨在“为未来5至10年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制订清晰的发展路径和系统的战略规划”。

是次再度启动初创企业生态圈，吸取了近几十年来的教训，不再盲目追求不适合本地的商业模式，而致力发展一批基于公私营协作的组织和政策，借助既有优势以推动经济发展。

相关措施涵盖经过重组的政府机构和部门、新颖而更具实效的拨款机制、目标明确的投资奖励措施、强大的行业协会、新式公私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全球视野合作和各大学开展的创业活动。

上述各种合作的关键，在于一个更广泛的社区，而非以企业为主的生态圈。然而，由大学主导而缺乏企业参与的生态圈也未免风险过高，以致研究成果脱离实际经济需求，而且欠缺市场潜力。

尽管这次重新启动的创业生态圈背后有强的意志和丰厚资源推动，但政策制定者、潜在初创企业、生态圈中其他参与者以及公众等持份者，仍不熟悉可用的途径和资源，以及它们如何融入统一的框架。

本文旨在从一个质量的企业层面微观经济角度，表述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的发展。每一初创企业所需的财务、教育、生态圈资源，因其所处发展阶段及所提供技术和产品有别而各有不同。

笔者透过实地研究，并与生态圈参与者（初创企业、学者、创业资金投资者，以及私营、政府和教育机构的高层）深入访谈，在此提出一个以初创企业为分析单位的框架。尽管初创企业各有特色，本文分析重点在于科技初创企业，特别是有赖基础和应用科技促进和商业化的“深度科技”初创企业。

通过探究生态圈结构与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笔者旨在展示不同元素如何相互作用，根据香港现况识别需要额外资源的领域，以及提供高层次的政策见解，以供设计和改良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参考之用。

初创企业生命周期

【图1】显示典型的初创企业生命周期，此模式或有所调整，以呈现其中界限分明的不同阶段。其中所示时间属图解式和概念性，而非精确时间；实际上，部分阶段可能历时甚长。以平板显示技术为例：基础和应用研究耗时数十年，有关技术始能发展成熟而带来商机。

对初创企业发展的理解，关键亦系于“存亡谷”这一概念，即公司成立以至首次获得注资而推出产品之间，可以实现现金流的时期。这一阶段无疑是初创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一项深入研究发现，75%靠创业资金营运的公司从未为其创始人带来股权回报。至于初创企业的失败率，则估计为50%到90%不等，视乎研究人员如何定义“初创企业”和“失败”。部分分析排除了那些存活下来或被收购但预期不会为投资者带来正回报的公司。

初创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面临一篮子风险，包括市场出路、产品开发、技术可行性、管理执行、宏观经济状况和融资环境。鉴于成功的机率甚低，一个繁荣而可持续的初创企业生态圈有其必要。尽管矽谷、波士顿和纽约等地具备有利的初创条件（顶尖大学、创业文化、悠久的科技创新历史），其他地区必须仔细制定政策和设立机构以增加成功机会。此外，这些支援架构将随着初创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而有所变化，以配合不同需要。

关键绩效指标

衡量初创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进展，对于确定适当的资源分配至关重要。尽管衡量创新和科技在本质上困难重重，但对评估初创企业而言仍十分重要。传统指标（如创造就业、筹集资金或“独角兽”地位）常被引用，但就促进初创企业成功的政策目标而言，它们只属附带结果。

一种常用以判断科技成熟度的方法是“科技就绪等级”，由美国太空总署在1974年针对太空探索科技而设。此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所、创新机构和公共拨款计划中；等级从1到9，9代表最高的科技成熟度。

科技就绪等级更辅以“业务准备等级”，用来衡量企业或商业模式的成熟度。评估范围涵盖以下多个领域：商业概念、模式和策略；团队和管理结构；对竞争对手的认识；以及包括资本、现金流、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等财务指标。业务准备等级的水平同样从1到9（【图2】）。

科技就绪等级和业务准备等级大致与【图1】中的初创企业生命周期对应，从左侧的较低等级逐渐进展到随着初创企业渐趋成熟的较高等级。【图3】显示不同科技就绪等级和业务准备等级建议分项并加以评估。

以初创企业为中心的生态圈模式

初创企业生态圈是一个由每段时间和每个地方所独有而互相依赖的人群、组织、资源，以及初始条件组成的复杂网络。通过参与者和初创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有效互动，生态圈得以成长和演变。虽然有关政策须有助于确保生态圈组件互相配合，但促进合作、连通性和共享学习的政策同样重要。

初创企业的财务资本有多种形式，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及目标科技、产品或终端市场。初创企业可以自筹资本（自资）或获取非摊薄性融资，如资助金或公司研发合约。初创企业成长期间，可能需要外部融资，通常会寻求个人投资者、家族办公室、天使投资团体或种子基金的外部股权。后期阶段则吸引传统创业资本、成长资本、供应商融资和债务资本。进入最终阶段，通过首次公开招股或收购而退出，为投资者和管理层提供回报。这一进程引致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中，都过度侧重建立多样化融资来源。

不可不察的是，资本不止1种。在The Startup Community Way一书中，Feld和Hathaway描述了7种资本：智力资本（科技、构思、信息）；人力资本（人才、知识、技能）；财务资本（股权、债务、非摊薄性融资）；建制资本（生态圈组织、市场、稳定性）；物质资本（密度、基础设施、生活水准）；网络资本（连通性、关系、合作）；以及文化资本（态度、心态、行为）。政府政策可以影响其中多种资本，如何加以推广，应与特定生态圈中初创企业的性质和生命周期互相切合。

必须优先支援的是人才和网络，而非建筑和建制，并且要致力专注于实验和学习，而非单靠僵化的计划和执行。尽管初创企业推动了生产力、创新和职位增长，但初创企业多以失败告终。因此长远而言，务须设计一个能将其成功机会最大化的生态圈。

【图4】显示初创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之中，如何与财务资本及其他精选资本相配合，期间或会各自受到政府政策左右，并与各个科技就绪等级和业务准备等级对照。即使其中内容并不全面，兼且往往专为以硬件为主的企业而设，但此一框架足以显示成功生态圈在财务资源以外所需的组成部分。

举例而言，在初创企业的早期科技就绪等级/业务准备等级阶段，人力资本可能涉及大学科学家和学者，或精通科技的创新者。前者按第一原理进行深度科技（如机械人或半导体）的应用研究，后者则看到商机。随着构思开始成形，即可引入具有转化和商业技能者来评估其市场潜力。产生出原型和首批产品之后，市场销售专家就可物色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若公司打算退场，可由金融中介机构协助完成交易。

同一道理，至于建制资本，早期初创企业可依赖资助机构提供财务支持，并经大学科技授权和转让办公室协助，识别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并制定其商品化协议。公司成立涉及法律和会计公司，产品的研发过程中，自会需要寻求较易接触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和服务供应商的协助。当然，创收须靠客户，而合作伙伴则有助于扩展市场和推动业务。

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圈中，最佳资本组合因初创企业的类型和成熟度（科技就绪等级和业务准备等级）而异。例如在早期深度科技公司当道的环境中，学术拨款、功能性科技、创业教育和授权计划比拥有大型本地终端市场或蓬勃的首次公开招股市场更为重要。相反，对于后期生物科技公司的枢纽（如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则需要先进的实验室设施和制造能力，而非基本的创业培训或知识产权授权支援，因为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应已具备初创企业经验，或早已在多年前了解相关程序。

随着初创企业的成熟、失败或退出，上述组合势将有所演变。跳槽转工、业务成败以及知识扩散，都会产生内生效应，从而影响未来所需的资本种类。有效的生态圈发展政策必须考虑到这种动态的内生性。

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高层次框架和问题

近年来，香港开始重新构想本地初创企业生态圈。特区政府与私管机构合作，推出了各种计划和投资项目，以发挥香港的优势和创业动力。

个中核心是利用本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共8所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拨款的高等院校，尤其是5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提供有待开发而可加以商品化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产权资源。

基于可转化为产品（以及公司）的科学进展，此方法利用香港在基础和应用科学方面蓄势待发的强大实力。这有别于之前依赖有机生态圈增长的自由放任方法。转向政策躯动的生态圈发展，应与香港作为创新中心的长处和短处脗合；优点包括纯理论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的顶尖大学、优质人才库，城市面积细小有利于合作以及友善的营商环境；不足之处则包括市场规模小、生活开支高和基础设施昂贵。

各式各样公、私营计划和机构可说多不胜数，但仍可扼要举出主要例子，将之纳入本文框架。在早期阶段（科技就绪等级/业务准备等级1-2），众多机构和多种资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包括8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及其由世界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研究中心。早期创业教育资源丰富（例如香港大学科创中心）。各大学的科技和知识转移办公室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探索，并协助发掘各种知识产权以便加以商品化。研发资助金和其他早期财务支援也随时可用（如中大创新有限公司）。

在下一个阶段（科技就绪等级/业务准备等级3-4），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提供孵化和加速计划；亦可从“产学研1+计划”和创新及科技基金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等项目获得拨款。对于更成熟和后期的初创企业（科技就绪等级/业务准备等级9），香港增长组合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资工具提供了充足的资本资源。

生态圈在中途的“存亡谷”阶段（科技就绪等级/业务准备等级5-8）最为薄弱，正因为初创企业此时最需要支持。笔者的访谈和研究揭示了下列几项挑战：

1.　科技创业在香港至今依然罕为人知。年轻人每多只求有朝一日当上医生、银行家或律师，却鲜有希望创业成功。在本地成立的科技初创企业比率偏低。企业家成功之后投入自身经验和资本另行创业，而产生足以启发后来者的“飞轮效应”，例子也就寥寥无几。

2.　研究往往与业界需求脱节，以致难以衍生出产品和市场。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员闭门造车，缺乏商业思维而有碍创新。创始人对经商每多一知半解，因而或会产生重大盲点，就是毫不觉察一己无知。产品或服务原型纵使有望成功，亦难以逾越商业化的鸿沟。

3.　商学院与早期研发工作之间，同样缺乏互动和融合。科技创始人难以物色到创业赖以成功的重商合作伙伴。大学方面，项目主任各自为政，以致同一院校中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少有动机彼此交换知识、建立联系或合办跨学院计划。制度中欠缺中介机构来促进高等院校和各类科技之间的协作，获取资讯只会流于碎片化，并且容易错失合作机会。

4.　目前加速器和孵化器计划虽然结构完善，可惜未能提供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工具。在完成有关计划后，不少初创企业难免面临“加速至碰壁”现象，而无法保持进度、筹集资金并将其科技商品化。

5.　早期阶段投资者（例如天使投资者）教育薄弱。小投资者既缺乏足够的精力，亦不知投资后应如何跟进。个人或天使投资者（如家族办公室）难以找到有系统的课程，借以获得有关投资初创企业的培训，只能屡败屡战，以致窒碍持续的风险承担和投资文化的开拓。

6.　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创业资本仍然稀缺。对于多年始能成熟，而在创业资本基金的生命周期内仅能提供有限财务回报的科技，极少投资者能够理解或愿意支持。许多内地创业资本基金的赎回条款繁复，即使有望成功的初创企业亦难获资助。私人资本和公司研发虽大大有助于在市场上推出新科技，但要花上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来培育全新事物，这些投资者和公司都难免缺乏耐性和决心。

7. 香港的科技初创企业终端市场规模有限，或不足以支持大型和规模化的收入模式。本地市场规模过小，同样有碍初创企业达致有助吸引传统创业资本所需的足够数量或规模。由于本地已具规模的科技公司相对短视，合作机会始终有限。

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就香港情况加以分析，提供一个理解初创企业生态圈的框架。尽管香港表现出一定优势，笔者的研究则揭示了一个关键痛点：在公司成立和概念验证之后，由于往后资源匮乏，科技概念原型和商业可行性之间出现鸿沟。这一缺陷使初创企业难以吸引传统创业资本。

以下重点列出加强生态圈的高层次政策建议。

1.培养创新文化：通过教育、公众宣传活动，以及对学校和高等院校的创业活动的支持，推动风险承担和勇于创新的文化。在境外物色可以在本港商业化的科技来源。同时，提供一个社会和心理的“安全网”，以降低创业失败的个人成本。

2.建立创新和初创企业的讯息交流中心：目前，初创企业可用的资源既不易理解亦难以获取。建立一个兼具虚拟元素的实体中心，聘用相关专家，辅以人工智能，让初创企业参与者掌握其中资源及使用方法。

3.促进跨院校合作：促进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智囊团携手合作，以免重复研发工作，并借以创建知识和知识产权的共享库；透过躯动互利合作伙伴关系，以克服“非我发明”综合症。建立强有力的化解风险计划，资助有关公司从科技就绪等级5/6过渡到第8级，并邀请科技专家和商界人士加入员工评估委员会。

4.弥合产业与初创企业之间的鸿沟：鼓励初创企业、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有系统地订定从原型到可行产品的程序。建立网络和连通性，从而物色终端市场机会。

5.支持市场扩展：为具备全球视野的科技初创企业提供支援，通过贸易代表团、交流活动和与海外企业伙伴的合作，扩展到香港以外的市场；为开拓邻近市场，尤其鼓励与大湾区公司揣手合作。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在1月9日发布《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55》，探讨香港经济领域各个层面面对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涵盖财政韧性、股票市场动态、强积金制度、住房问题，以及香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香港01获授权刊登。本文作者Alberto Moel是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实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