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历史决议．二｜香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新路”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国如何“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他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讲话记录里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如何启示香港的转型与改革，以及启动香港的现代化2.0。
惯于用偏见看待中共的人会轻易假设习近平上述话语只是延续过去对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的批评，不会深究其时代意义，但这句话的现实性无法否认，因为中国确实走出了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而它对西方及资本主义的批评早就被现状所证实。
共产主义及苏联的崛起与美国和欧洲发生经济大萧条有着紧密的联动关系，二战更是证明资本主义以及西方式民主并没有消除欧洲持续的战乱。二战之后的苏联强势恢复了经济，1957年甚至首先发射了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Sputnik，奠定了当时在科技上的领先，冷战也是在如此背景下打响。很可惜，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后来都走上了错误道路，为最后的解体自掘陷阱。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中共却没有紧随其后，反而自我推动了改革，开创了当代最成功的现代化历程。稍微年长的香港人都见证，甚至亲历了内地从以往“一穷二白”走到今天“财大气粗”的变化，当中的落差是巨大的，但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为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坚实内涵和权威性。
“西化等于现代化”抱残守缺
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却从来达不到共识，除了物质丰盛的社会生活，其他方面都存在较大争议。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它确实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的、而且是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是抛弃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形式。香港非常熟悉这样的现代化，自身就是突出的案例。
物质除了奠定了现代化，亦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同时让民主制度变得权威。不少社会学家都不情愿将资本主义和民主联系起来，总觉得有欠妥当，但在无意中，它们却是一起造就了“现代”，现代文明被简化为物质的文明，现代化的成功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成功，现代的就等同西方的，现代化与奉英美为圭臬的民主自由制度在政治论述中交叉使用。苏联曾经让欧洲人视作社会发展典范，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用财富打造了繁华城市，回归之前的香港更是亚洲著名的摩登都会，但它们都不是西方定义的民主经济体，因此亦不被认为是现代的。基于同样认知，改革开放初期西方舆论大多对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持悲观态度。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却从来不被西方重视，这既是因为中国没有话语权，更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程度不足，无法赋予这种批评任何权威性，但当中共走出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批评就变得铿锵有力。然而，为什么中央政府走上它认为更具科学性和公平性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却容许香港继续在“现代化老路”上行走？
公平正义是新的检验标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中共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立论。物质丰富造就了现代化当然无可厚非，但物质是否就足以改变时代形态，定义其为现代的，却日益受到质疑。特别是年轻人及知识份子，他们批评：暴发户或许腰缠万贯，但却是没有文化的草包，怎会是现代的？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成功的科技或文化创业者比富甲一方的地产商更受到社会尊重，他们又是如何与现代性连结起来？
物质已不是决定现代化的唯一标准，社会治理、法治、自由开放的人文环境、教育与社会道德水准，都逐步成为现代性的必然内涵，而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更成为近年国际社会对现代化认定的全新要求。这几年，美国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坚持社会资源必须合理分配，虽然在认识和方法上存在理论分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逐渐被欣赏？就是因为中共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推动了非常成功的脱贫政策，证明了它在公平正义上的“一个不能少”。
不少人认为内地没有民主自由，所以不现代，这样的论述以往很有市场，但美国权威民意机构持续多年的研究都指出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特别是年轻人，相反，美国的数据却强差人意。既然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已经“当家作主”的人又会否定国家的治理，甚至想要推翻自己的政府？同样地，为什么在声称自由的国度，会有人民认为受到约束？这种矛盾现象让西方民主自由是否能作为现代化程度的标准产生疑问。就用自由度来评价，歧视其他族裔、性别是否就是自由？让不少人无法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这是否自由？学费高昂，部分人无法进入优质的高等学府，这又是否自由？很多人认为选举制度证明了民主，但事实上总是有接近一半人不满意结果，亦即是他们并没有当家作主。既然如此，选举又如何等同民主与自由？更无从以此为依据证明西方的民主自由是现代化的基础或前提。
总体来说，香港是富裕的，但是否现代，却言人人殊。香港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然而，愈来愈多人意识到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香港的物质丰富程度仍然优越于内地，但为什么在获得感上却好像落后于内地，生活幸福指数以及消除贫困的成绩也都不如内地？如果我们假设GDP是财富，香港的人均经济总量是内地的四倍多，就算只是跟深圳比较，亦是它的一倍以上，但这不能够说明两地的生活品质差异。单凭居住面积而言，香港的人均数字正好与GDP的优越感倒过来，在收入的消费力方面，内地中产阶层与香港亦是不遑多让。内地政治环境确实不如香港开放，但长时期来回两地的香港人不会感觉到生活的自由度有多少差异。
就现代化程度而言，直观上两地显然不存在什么差距。大家应该记得香港人曾经称呼内地人“阿灿”，但不少内地人今天反过来叫香港人是“港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香港与内地可以“各美其美”
旧有的现代化道路曾经让香港人过得安逸，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保证，但一旦社会贫富悬殊、骚乱频生，质疑就会发生，“老路”的说服力也逐步消减、魅力不再。如果美国经济不是增长乏力，社会冲突和贫穷、政治恶斗与撕裂并非比比皆是，中国道路的崛起也只会是两个国家“各行各路”。现在的情况是，连美国人都承认自己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认为中国足以挑战它掌控的国际秩序，威胁严重到要联同盟友“围堵”中国。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具备说服力和权威性。
那么，这又是否表示，香港这一制根本不科学、不公平，而且做不到香港要维持的繁荣稳定和让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其实，“殊途同归”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状况，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也脱离不了人性。多样性并不等同冲突，“两制”亦并非必然“各行各路”，甚至可以是互补的。现代化亦一样，昨天成功不表示今天依然如此，香港以往的成功不等同内地必须采取香港模式才能现代化，西方的情况亦然。如果两种路径都持续成功，甚至是相互帮助，共同成功，不是更理想吗？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内地脍炙人口，估计香港人听到之后也会认同。既然是“一国两制”，香港与内地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就不会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在“一国”的前提下，“两制”只应该是相互促进。当然，就算原意如此，亦无可避免发生一时的冲突和误会，这就需要领导者用各种手段去纠正和化解。
西方资本主义今天遭遇的困难以及香港身处的混乱，并非中国的批评和崛起所导致，而是自己内在的制度缺陷没有被修补的结果，这与苏联的情况是一样的。将自己的失误责任推卸给外部环境，甚至污蔑为别人的过错，是政客的卑劣伎俩，完全站不住脚。香港这一制能否“各美其美”？这是当然的，但它不能用“躺平”的手段获得，更不能持续走在“老路”上，而是要勇于走自己的“现代化新路”。
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共如此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成就，是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准备。在国内，中国梦、民族复兴、初心使命、现代化都是同一指向：消灭贫穷、美好生活、文明与幸福，都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追求，既是物质的，亦是超越物质的。香港同样可以制定自己的“历史决议”，在检讨之前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谋划自己的“现代化社会新征程”。这一次，香港应该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去除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物质主义，用全新和朴素的视角看待香港这一制，更要借鉴内地的现代化路径，用“美美与共”的态度反思“一国两制”的进步意义，让“港人治港”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