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政府若再逼基层上街　局面更难收拾

周日（6月9日）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各界众说纷纭。主办单位说103万，警方说高峰时期24万，但相信很多市民心中的数字是介乎两者之间，也普遍认为是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如特首林郑月娥所言，总之“出来游行的市民是多的，是非常之多，这是不需要争议的。”
到底参加游行的是哪些人？严格数据无从稽考，不过可以从《明报》最近公布的民调数字管窥一二。《明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今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成功访问了1,048名15岁或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市民，发现近五成市民反对政府现时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支持者仅23.8%。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受访市民的家庭月入背景，在“6万元或以上”部分，六成市民是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不足两成；相反，在“14,999元或以下”部分，支持者则比反对者多，前者是32.6%，后者是30.3%。

游行人士或局限于中产以上　基层动员不明显

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社会上收入较高的中产家庭，几乎一面倒地反对政府现时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基层则支持者比反对者略多。这现象可从以下两个面向解读：第一，反《逃犯条例》修订的阵营，向外界宣传的重点放在本地司法独立以至言论自由等自由主义的价值，该部分在香港向来深受中产或以上阶层拥护，故回响也更为激烈；第二，今次主办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代表传统泛民阵营，其“势力范围”在本地中产。泛民阵营在过去虽然也会关注与基层市民较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但常被批评立场摇摆不定，对基层市民的号召力可能还不如建制派。
 
在上述两个限制条件下，这次游行参与者的“阶级分化”情况明显。但诚如我们在另一篇文章指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一事，并不能仅从政治抗议的层面去解读，背后的民生因素亦不宜忽视，特别是林郑上台之初，曾宣示其管治路线是希望先“创造有利条件”，再行推动廿三条立法等较具政治争议性的议题，当时首份施政报告亦颇着墨于民生政策，一度赢得不少掌声。
 
然而，自今年4月3日草案完成首读之后，争议一次比一次升级，最终造成数十万人上街，也许更甚于2003年反对23条的50万人，亦从侧面反映林郑“创造有利条件”的管治路线已经破产。
 
就在本月，未补价公屋居屋成交再创新高，旺角富荣花园于居二市场卖到812万元，沙田广源邨公屋绿表价卖430万元。香港住屋问题如此严峻，林郑仍然放生高达140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愚弄市民。就在周一（6月10日），运输及房屋局局陈帆在立法会也承认，公屋轮候数年内不会大幅改善，并归咎于轮候者众多和“土地不足”，实在令基层市民无语问苍天。
 
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18年出版的2016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当时全港已有接近21万人居于㓥房，他们的住户收入中位数仅13,500元，当中更有23.7%月入低于10,000元。对这些基层市民来说，相信生活的压力已经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未必还会有精神、兴趣上街捍卫看似较为“离地”的自由主义价值。

若社会气氛进一步令人窒息　基层加入将不可收拾

不过，诚如“01观点”早前指出，香港民生问题的影响，绝不止是香港市民是否有余钱多买或少买一些奢侈品，而是“地产霸权”已从各方面蚕食市民以至商家的劳动成果，令香港俨然划分成为“有产”与“无产”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有产阶级则利用资产优势拉大距离、加剧矛盾，令港人普遍对城市失望，视移民为救赎，假日逃离香港如囚犯“放风”，形同整个物业市场向社会“极限施压”。
 
今天一个看似“离地”的争议、一个较为“中产”的议题，就已经催逼出数十万人上街，大部分市民也相当和平理性，近日即使在鼓吹“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但坦白地说，以白领从事的工种来说，罢工一两日其实不致于对社会日常运作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如果政府仍然处事颟顸，不顾民情，坚持以错误的手法强渡关山，只会令社会气氛进一步陷入休克。他日若走向另一极端，连基层市民也加入抗争队伍，游行人数再创新高固是指日可待，而基层从事饮食、运输以至零售的劳工一旦启动“三罢”，届时要如何收拾局面，以现时高居庙堂衮衮诸公的处事变应能力，恐怕更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