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六九游行刘兆佳归咎外部势力　火上加油是何道理？

林郑月娥一石击起千重浪的《逃犯条例》修订，在周日（6月9日）击起了数十万人的怒吼。不论是民阵的103万人数字，抑或是警方高峰期有24万人的数字，皆显示其民间炽热的反对声音。游行未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的刘兆佳已急不及待冲出来拨火，称游行人数与外部势力积极介入有关。

刘兆佳认为，有关数字多少已不重要，又指中央日后会更加警惕，例如在中美角力下，外部势力与本港反对派会否联合将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方，其称今次修例再不是香港内部事务，已涉及国际与国家层面、国家声誉、特区政府管治威信、甚至日后的廿三条立法工作，若要求中央及特区政府退让，搁置有关修订，机会是微乎其微。若今次通过修例后，没有甚么事情发生，社会情绪会逐步平伏。

其实这位董建华时代的“国师”、2003年时担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兆佳，在七一前夕的名言，指估计只有三万人上街而贻笑大方。他当时更称他不诧异，亦不忧虑游行对政府管治权威的影响。他又认为市民对政府整个处理沙士的手法大体觉得不错，下半年政府民望会回升，因为经济可望好转。结果2003年七一大游行有超过50万人，令政府大跌眼镜，北京亦大为震动。错判形势亦令中央对董建华失去信心，也有指事件令董建华最终要脚痛下台。

现在刘兆佳不甘寂寞，再度口舌招尤，实在是误判形势的一大错。没错西方政府对此次《逃犯条例》修订上高调发声，外国商会、欧盟领事又分别发表声明及外交照会，的确令事件在国际上广为关注。而李柱铭等民主派领袖出外访游说，亦把香港扯进了中美贸易、科技战的敏感位置，成为了中美角力的磨心，事实上也可能令中央更为警惕，对其撤回《修例草案》的目的反或帮了倒忙。

然而刘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政府无缘无故，仅因一桩台湾发生的情杀案，而急欲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已惹起公众猜疑。加上本地商界、法律界、人权组织先后提出强烈忧虑，市民亦一直看在眼里。政府举行短短几个星期咨询、又绕过法案委员会直上大会，千方百计非要在七月前通过的行径，亦令人强烈不安。纵使《逃犯条例》修订原意为好，政府如此霸王硬上弓，而引起市民不满。外国压力最多只是锦上添花，实不能以之一盖事件演化至今天局面之全貌。

单以外部势力便解释数十万人上街反《逃犯条例》之原因，正正是重蹈2003年的覆辙。刘兆佳却这般以偏盖全，甚至称该继续硬上马，将对北京研判香港形势、制定对港政策、促使港人早日“人心回归”大大不利。十六年前刘兆佳轻佻傲慢的言论，不知激怒了多少人上街；其预估只有三万人上街的误判，也间接促使董建华政府陷入泥沼、民建联在该年的区议会选举大败。今天刘公又再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平息事件毫无帮助。

刘兆佳的馊主意，早在九七前已看得清楚。其当年为压制民主派在选举中无坚不摧的人气，向临时立法会建议引进只利小党，不利大党，鼓励分拆名单，激化内斗的黑尔最大余额法比例代表制，分化民主党。结果民主党江河日下，民主派越加分裂，得益的却是越来越激进的小党派及独立议员，甚至滋生了港独势力进入立法会，迫使中央出手释法取消其议员资格，引起香港政局动荡。立法会中党派林立，特首在当中求票艰难，结果要假中联办之手箍票，也落得了西环干政之污名，政府威信扫地，刘公在自作聪明时，又可有预计得到？

其实刘兆佳在学院之时，出版过不少经典的本地社会学研究巨著，也算得上是学术界的翘楚，然而其弃学从政后，迷信于治国之术却无惠民之德，难怪多年来撞板连连，不仅把香港政局弄得一潭死水，也令京港关系跌至冰点。与其讲多错多，刘公倒不如沉默是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