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游行人数各说各话　无助社会认清实况

数十万计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游行，是民怨的总爆发，政府必须正视。
警方只公布最高峰期间的参与人数为 24 万，显然未能反映全貌，且给人粉饰太平之感。另一方面，民间人权阵线估算 103 万人参与游行，也有粗疏之嫌。
计算实际参与人数是重要的，这不在于判断比拼阵营实力，而是忠实记录社会政治发展。政府若要挽回一丝民望，那政府应当公开研究方法。民间亦应不断探索更准确的研究方法，方能减少疑窦。

必须明白，参与群众活动的人群经常流动，外界难以评估人数，肉眼估算必有误差。调查人数也受资源限制，未能派充足人手在场密集数算。当中，游行比集会更难估算，因为大批人会离队插队。随着图像和影片解像度愈来愈高，加上运算速度提升，科技专家积极研发精准的人流计算的技术，但技术仍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

缺乏精准而一致的估算方法，官方、亲政府和反对政府群体各自工作，如何汇报也众说纷纭。也因为如此，各方也会批评对方阵营的统计夸大，只凭印象和服务政治目的，欠缺科学研究方法。立场明显的媒体，往往引用相同意识型态的数字并刊登头版，有时则为表公允，同时汇报多个数字。市民亦各取所需，倾向接收己方阵营公布的数字，结果社会莫衷一是，无助后人认清史实。

这种情况无助社会讨论，寻找真相。很大程度上，政府有份推波助澜。警方近年发布游行集会数字，不时有违常识。刚过去的悼念六四三十周年集会，警方没有公布总体参加总数，只公布最高峰时期集会人数。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参与者站满维园六个球场，警方估算最高峰期有 3.7 万人集会，明显低估实况。周日游行，警方亦指最高峰期有 24 万人集会。部门只传递一个讯息，予人轻蔑参加者之感。事实上，警方过往回应传媒，指警方估算游行集会人数只供内部参考及未来部署之用，没有公开估算方法。试问连警方和政府最简单的数字也左支右拙，何以在大事取信于民？

那边厢，民间人权阵线历年公布的游行人数，不无争议。2003 年和 2004 年的七一游行，前者参与人数较后者多，但两年也公布五十万人，后来评论者多自我修正，指 2003 年有“超过”五十万人游行，实际数目已难考究。而 2004 年的估算方法被批有误，重复计算头尾人数，但数字已深入民心。

说近一点，民阵在 2011 至 2014 年及 2016 年公布七一游行人数，跟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估算的差别甚大，达三至五倍。港大民研的研究方法较为严谨，例如包括在场估算及电话调查，用作调整未被点算游行者的倍大参数也有解释。基于往绩，加上今次参与人数超出预期，民阵未必及时点算人数，日后需要详述 103 万这个数字的估算方法，好让学者和民众判断。

此刻，通勤数据或有助估计周日游行人数。6 月 9 日前往港岛北的港铁、小轮、过海巴士的乘客量，理应较一周前同期异常增长。简单来说，只要比较两星期的八达通／单程票乘客用量，就可以估算相当部分的游行人数。当然，大前提是运输机构愿意公开数据，而且估算依旧有缺陷，例如没有计入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徒步参与者，不过这是较客观的数据，有助比较警方、民阵以至一般市民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