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大审判】丧失思考能力也是罪？　转型正义不容操之过急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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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日（26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法院裁定，三名法国公民因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而被判处死刑。据报，除了三名法籍公民，在未来数周，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可能会将涉嫌参与伊斯兰国的28,000人，移交给伊拉克当局，当中更可能包括至少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公民。
即使绝大部分被ISIS攻占的领土已被收复，但只要法庭一天未完成ISIS的相关审判，民众的怨恨也难言达成最终和解，一如1961年“耶路撒冷大审判”把残存的纳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定罪，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之一画上句号。不过在伊拉克的转型正义过程中，不少非战斗人员，如商人、医护人员，甚或文员，也被当局控以支持恐怖主义之罪。到底这群ISIS的同流者是有如政治学者鄂兰（Hannah Arendt）所指的是“平庸的邪恶”，还是转型正义中的“双重受害者”？

ISIS：巴格达迪所带领的ISIS，是从圣战组织盖达（al-Qaeda）中分裂出来，推行伊斯兰教法，该组织以残暴的杀戮行径而臭名昭著。图为激进分子在街上巡游，挥舞ISIS旗帜。（法新社）

丧失思考能力也是罪？

尽管逾半世纪前的耶路撒冷大审判，与今天的ISIS大审判在规模、犯罪性质，以至受害人数上都不尽相同，但两者的审讯皆有涉及“协助犯罪”的疑犯，使得鄂兰提出的概念——“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可给搬到桌面上再次引用。

二战前夕，鄂兰因犹太人的身份而逃离纳粹德国。移居美国后，1961年，她向美国杂志《纽约客》自荐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亲身采访一场全球瞩目的纳粹战犯审判。当时，审判的主角是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越洋到阿根廷“绑架”回国的纳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不过，虽说军衔为“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在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实非因其军事才能得到赏识和重用，反却是他过人的官僚行政效率。事实上，艾希曼于1942年万湖会议后，其主要职责是为被迫移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安排交通，以及“协助”犹太委员会执行德国颁布的法令。

纳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审讯的场面。（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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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不少犹太人来说，将艾希曼处以绞刑是迟来的正义，但该次审讯仍有两个争议：一是以色列特务在没有授权下，私闯外国领土执行任务；二是鄂兰对艾希曼的评价。虽然鄂兰不但对主审的三个法官表示敬意，也为艾希曼的死刑背书，但她却不似多数犹太人般，以“绝对之恶”的言词来描述艾希曼，反是用以“平庸的邪恶”来形容暴行的本质，惹来不少恶意的抨击，甚至死亡恐吓。

对鄂兰而言，邪恶不一定如希特拉般狂暴如雷，也可以平庸地展现在任何人身上，而且发挥的作用绝对不下于血腥的屠夫。她认为，“当我说到平庸的邪恶，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为了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直白地说，他只不过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然而，当鄂兰形容艾希曼“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实非要说他盲目行事，而是他的想像力缺乏一种从受害者出发的思考角度，亦即是康德所说的“广延的心智”(enlarged mentality)，故可见艾希曼在回应审问时，大多都以“奉命行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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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的转型正义过程中，不少非战斗人员，如商人、医护人员，甚或文员，也被当局控以支持恐怖主义之罪。（AP）

同流合污或有苦衷　转型正义不容操之过急

在ISIS大审判中，撇除直接参与战斗的将领和军人，也有不少与ISIS有所关联，而被送上法庭。问题是，这群非战斗人员中，有多少是像艾希曼般仅为了个人荣耀，自甘放弃对善恶的判断力来服务权威；又有多少人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生命安危，甘愿屈服于ISIS的恐怖管治，同流合污呢？虽说两种邪恶现时在数字上难以考证，但现时伊拉克的转型正义中，实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诚如曾到法庭观看审判的耶鲁大学研究员David Marshall指出，对于什么程度的证据足以定罪，以及如何解决被胁迫下作案，（法庭）皆没有一个清晰且确定的标准。即是说，该国现行的反恐刑法（第13/2005号），可说是涵盖各种罪行，包括成员资格或“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这条含糊不清的法例，不但没有明确阐明“支持”有何实质意思，也懒于探究非战斗人员的罪行，是属于平庸的邪恶，或是被迫的邪恶，故难以处理不少自称被迫支持伊斯兰国的嫌犯。情况有如Nineveh反恐法庭的案件中，一名男护士在ISIS接管该地区后，向组织成员提供医疗服务而在年初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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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族民兵组织“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SDF）肃清伊斯兰国（ISIS）战士的行动仍在持续进行，2月20日一支载有数百人的车队，从ISIS在叙利亚的最后据地巴古斯（Baghouz）撤离。SDF还警告ISIS成员：不投降就灭亡。（视觉中国）

再者，伊拉克全国的法院在程序公义上也无统一的标准。虽然实地考察时，Marshall曾以“专业”来形容位于摩苏尔的反恐法庭，但其他城市却是大相迳庭。例如，国际传媒曾以“十分钟审判”，来戏谑首都巴格达中央刑事法院的繁忙情况，该法院曾在两小时内，成功完成14名疑犯的审判、定罪和处刑。可是，在短短十分钟内，疑犯随时根本就连控罪也未搞清，更遑论是清楚陈述当初“支持”ISIS的苦衷、动机和实况？

毫无疑问，在后ISIS时代，大审判在转型正义有其必要，除了还原史实，转型正义也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材料，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亦能协助受害人达致法律和心理上的最终和解、抚平伤口。不过，在战争中非战斗人员在道德和法律责任上，有时实在难以像军人般可划出一条善恶分明的界线，而“后勤人员”中，相信也有因个人仕途和野心，甘愿放弃思辨能力的平庸之辈。要避免在大审判中制造“两重受害者”，庞大的资源、时间和耐性，皆是缺一不可的要素。可惜的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对筹组国际法院来审理ISIS一直兴趣不大，并仅以情报交流来支持伊拉克当局，但“十分钟审判”是否符合转型正义的真正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