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罪”正式生效 战争领袖可被问罪？
国家之间的战争，很多时都被视为“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但回想过来，不论是民主或独裁国家，发动战争亦可算是政治领袖的决定。二战后，同盟国根据国际法和战争法，成立一系列军事法庭，起诉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司法和经济要员，罪名包括提出、策划、执行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大屠杀或其他战争罪行。虽然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判决仍有不少争议，但亦标志着古典国际法与现代国际法之间的分水岭。超过半世纪后，尽管国际法仍不少漏洞，但从上月起，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将能起诉发动侵略战的领导人，到底这法规能否把未来发动侵略战的领袖绳之于法，令战争永远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侵略罪局限多多 大国发动战争不受规范？
适逢《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生效20周年，在2018年7月17日有关“侵略罪”的决议案正式生效。侵略罪是《罗马规约》列出的四种罪行之一（另外还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不过缔约国就管辖权的定义和规定一直争议不断。直至2010年，ICC缔约国才正式通过了侵略罪及其管辖权的定义和条件，使法规得以落实。
侵略罪的意思是“由一个有效地控制或指挥国家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规划、准备、启动或执行侵略行为，其行为性质的严重性和规模，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侵略行为是指“一国利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违反《联合国宪章》。这些行为可包括入侵、军事占领以及使用武力吞并，封锁港口或沿海地区等行为。
虽然在字面看来，侵略罪看似能约束政治领袖的行为，提升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成本，但从制度而言，侵略罪的适用范围跟其他国际法一样，有不少掣肘，大大减低了法规的阻吓性。侵略罪具有不同的管辖制度，不能与《罗马规约》的另外三种罪行（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相题并论。ICC只可通过以下方式对罪行执行管辖权：一是ICC成员国将案件提交法院；二是检察官自行展开调查（proprio motu）；三是经联合国安理会转交。
虽然ICC的管辖权已正式生效，但起诉权力仅适用于核准上述新定义的国家。迄今，只有35个国家承认ICC的管辖制度，而西方的“人权大国”则想尽办法，寻求阻止法院的管辖权伸延至国内（相信是因为2003年英美两国在没有法理依据下，向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后续盘算）。
另外，侵略罪的涵概范围及时效性亦有漏洞。首先，法院的管辖权仅适用于已批准或接受修正案的国家。如果由国家提出诉讼，或由检察官自行提出发起的调查，法院将无法对尚未批准或接受修正案的国家行使管辖权；再者，有关侵略行为的定义也有不足。它并不包括不会直接威胁到生命的网络攻击（如俄国黑客在早年入侵爱沙尼亚政府的网络系统），同时也不包括“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s），如伊斯兰国（ISIS）或其他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换言之，被告必须是处于侵略国的指挥岗位。
新法亦有威慑用作 人权大国理应以身作则
尽管如此，无论新的“法律武器”是否能大派用场，将侵略罪定调并提升到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并列，其严重性亦会有威慑作用，向国际社会明确地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因此，这亦不难想像，为何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会是最先批准ICC管辖权的国家之一。虽然俄罗斯并非缔约国，但当侵略罪的法律释义或会包括跨境暗杀，即使不能完全迫使普京接受国际规范，但国际法罪行的存在亦可能会让普京再三思考行动的必要性，以免受到千夫所指，成为“真正的罪犯”。
回顾国际社会于两战后大力推广国际法及相关法庭的成立，今天大国的立场又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自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后，各国意识到要防范二战时的国际暴行，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常设法院来执行国际公义。在1948年的《联合国260号决议》中写道：“⋯⋯认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深信欲免人类再遭此类狞恶之浩劫，国际合作实所必需⋯⋯”。这考量正正与该决议的第六条互相呼应，即“凡被诉犯灭绝种族罪⋯⋯应交由行为发生地国家的主管法院，或缔约国接受其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审理之。”再看回今天各大国的取态，此等倡议国际公义的立场早已不复。
观乎接受ICC管辖权的缔约国，几乎所有区域大国，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均未在此列表上。不难推敲，大国拒绝接受国际法庭的监管主因有二：一是以主权论作抗辩，认为接受规范犹如国家主权被削；二是联合国安理会已有足够工具解决国际纠纷，作出适当制裁和惩罚，不必多此一举。
不过，大国拒绝接受监管，某程度亦可为其军事行动保留“弹性”。情况正如19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列根无视国会禁令，以“围堵共产势力在区内扩张”为名，增加对反桑地诺派系（The Contras）的军事援助，令尼加拉瓜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当尼加拉瓜最终于1986年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ICJ），最终迫令美国判决前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排除国际法院对美国的管辖权。虽然判决不单宣判美国败诉，还写道美国“非法使用武力”，惟判决对美国并无法律效力，令列根避过一劫，此为逃避国际规范的一大例子。
平情而论，ICC四项基石本为文明社会应有之义，而国际法亦有机制保障被入侵的国家。不少评论家和学者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及英国脱欧两事后，不断讨论二战后以法治为本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退潮。反过来问，若然一国无意进行种族灭绝、危害人类、战争及侵略，为何不像马其顿、乌拉圭、博茨瓦纳及哥斯达黎加等小国，接受ICC的管辖权，接受法治为本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