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是恐怖组织还是慈善组织？

在新一轮以巴冲突中，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在本月14日宣布呈辞，并领导犹太人家园（Jewish Home Party）退出执政联盟，以回应当局接受由埃及斡旋所促成的停火协议，并指此举是“对恐怖的屈服”。反之，“恐怖组织”哈马斯则将利伯曼呈辞讲成“政治胜利”，称这代表以色列承认失败，亦是巴勒斯坦人抗争的“阶段胜利”。不过，哈马斯远比一般“恐怖组织”来得复杂︰对部分巴人而言，哈马斯一方面向以色列发动恐袭，欲将巴人从殖民主义和压迫中解放，却反招对方横蛮报复；另一方面，哈马斯则化身“慈善组织”，向巴人供给了不少社会服务和资源。毋怪有人觉得组织是“天使与魔鬼”并存的化身。

为解放巴人不惜一切　恐怖主义只是“必要手段”？

“哈马斯”一词作为阿拉伯语的缩写，原意是指“伊斯兰抵抗运动”。自1987年正式成立后，组织已被多个西方国家及组织，包括美国、以色列、加拿大、欧盟等，定性为恐怖组织。观乎组织的宪章，其目标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框架，把西岸和加沙地带从犹太复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哈马斯在2017年重新定位，组织于此前的“卖点”主要有四：

首先，哈马斯原是另一个被贴上恐怖组织标签——穆斯林兄弟会的延伸组织，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可归纳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希望伊斯兰教可作为生活上各领域，如文化、信仰、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行为准则；

其次，哈马斯曾强调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范围是伊斯兰教的应许之地，故绝不可以放弃任何一块领土；

第三、哈马斯的政治宣传把民族主义与宗教意识结合，令政治行动（暴力和非暴力抗争亦然）成为了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最后，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或存在权，并坚持“武装抵抗”是解放巴人的唯一出路。

在不少外国人眼中，自杀式炸弹不仅是哈马斯的“招牌手段”，更是十恶不赦的罪状。可是，数年前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巴勒斯坦地区有约四成六的受访者认为，为了保卫伊斯兰教免受敌人侵害，即使是针对平民的自杀式袭击，某些时候也可接受。调查间接说明哈马斯并非少数极端分子，而是有近半民众背书的“恐怖组织”。

要了解巴人为何能包容哈马斯的“暴行”，必先明白组织在巴勒斯坦所扮演的角色。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哈马斯透过各类社会服务，补足了不少民众在长期锁国下的生活所需，吸引不少追随者。就连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亦指出，“民众对哈马斯的支持，可归功于其社会网络，如食物银行、学校和医疗诊所等社区设施⋯⋯估计每年开支高达7,000万美元”，这就难怪有人觉得“恐怖组织”是“自由战士”。

恐怖主义道路走不通　放下屠刀才找到出路？

自2006年哈马斯正式参与政党选举，并在2017年修订宪章后，不少人对近年哈马斯的路线转向半信半疑。有人认为哈马斯改行较温和的路线，扩大民意基础，逐步转型；有人则指恐怖组织的本性难移。或许，我们可从新一轮的以巴冲突中，窥看哈马斯是否真的“改过自新”。

自“土地日”（3月30日）巴人发起“回归大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起，哈马斯表面上已有明显的立场改变，再无呼吁民众拾起枪枝和武器抗争，反而改以“较温和”的形式抗命（但仍会向以军投石和气油弹）。哈马斯之所以改变抗争手段，其盘算不难推敲。在双方实力差异甚大的情况下，以色列经常以不对称的武力对付示威者，而新一轮冲突至今已造成约200名巴人死于以军枪火下，间接令以色列难占道德高地，反而令巴人更容易争取国际社会同情，责难以色列的霸权行径。

与此同时，大众亦不应忽略其他诱使哈马斯“从良”的外在因素。自2007年哈马斯取得加沙的控制权后，组织在短短数年，已经与以色列爆发过三次战争，特别是在2014年一役后，加沙的破坏至今仍未没有完全修复。观乎以色列过去的强硬立场，若哈马斯续以暴力手段挑衅以色列，继而引发军事冲突，这亦难以说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选民；再者，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斗争仍未完全解决，自治政府更在去年制裁加沙地带，措施包括将公务员工资削减三成、暂停电力供应，迫使哈马斯妥协，令组织的支持度大减。这些都是哈马斯逐步调整路线的诱因。

平情而论，以恐怖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历史已证明是条走不通的道路。从早年北爱兰尔共和军（IRA）“弃枪从政”的故事可见，武装部队最后亦要走进议事厅，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尽管现时判定哈马斯能否走上IRA之路实属言之尚早，但暴力仅会衍生更多暴力，相信哈马斯亦会逐渐明白这个简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