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成外交主轴　世界就能长治久安？

本月中，法国作为本届七国集团（G-7）的轮任主席国，主办了一系列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会议，与会者不单有部长级官员，更有著名女权影星爱玛屈臣（Emma Watson）。会后，法国承诺将会努力推动全球的“女性主义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下称女性外交），是继瑞典和加拿大后，第三个国家以“女性主义”来命名官方政策的主轴。
乍听起来，女性外交看似高瞻远瞩，惟意指甚么？具体来说，提升女性在外交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又是否会打破数千年来由男性主导的政治、权力游戏，减少国际间的冲突呢？

女性较男性“和平”不是玩笑

尽管女性主义早非新鲜之事，但将其应用于外交政策上，倒是既新潮、也模糊的概念。目前，全球有三个国家——瑞典、加拿大和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名义或实践上，被视为女性主义。尽管三国的女性外交，都是立足于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号决议》，但相比之下，瑞典的提案最为全面。2014年，现任瑞典外交部长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首次提出女性外交时，其目标是要“反对一个制度性且普遍的问题，就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standing against the systematic and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而该国的女性外交框架，不只是社会议题的性别平权，更包括了国际政经的援助计划、贸易、国防和外交。

虽然，瓦尔斯特伦认为性别平等不仅是权利，也是实现其他目标，如消除恐怖主义，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但实证上又否如是呢？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2015年研究指出，经济上，如果全球能够缩小劳动市场的性别差异，使妇女与男性有着相同劳动参与率、同样的工作时数，以及同等的劳工待遇，到2025年或会为全球GDP带来额外的28万亿美元收益。而将同样的方法论套用瑞典，则可换来额外19%的经济增长率。从经济角度观之，女性主义为本的政策优点，不难明白。

那么，提升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度，又能否减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近年，有愈来愈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妇女团体在政治进程的角色：例如，有研究指出，虽然妇女团体一般都被排除于商讨停战协议的初期阶段，但从菲律宾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BIAF），以及哥伦比亚政府与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谈判经验反映，妇女团体的参与不仅可提升政治共识的代表性，更能使协议持续较长的时间。

另外，联合国亦对冷战以降的40场衡突作出研究，留意到多次和平进程中，妇女都是较易被动员起来，且愿意为停火协议向当局施压；另外，在协议落实前，妇女团体都倾向迫使各方留在谈判桌上。更有趣的是，在这40个案例中，完全没有妇女团体动员起来支持冲突。这不禁让人猜想，若在平行时空上，也门和叙利亚内战的谈判桌上全是妇女，两国今天都可能已着手于战后重建了。

女性外交应有其原则　

一如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利益，女性主义亦应有其行事原则，才可成为国家行为的规范和标准。如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对瑞典、加拿大和法国的分析，女性外交的中心思想可定义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以性别平等作优先考虑，并须调配大量资源，赋予妇女和其他被边缘群体基本人权，以破坏父权制和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不过，听起来崇高的愿景，现实上总会发觉到个中的落差。

尽管瑞典一直坚持安理会的重要辩论要有妇女参与，以确保性别平等，惟“卡舒吉事件”却成了该国女性外交的污点。当异见记者卡舒吉被沙特当局杀害和肢解后，斯德哥尔摩却一反预期，不愿放弃价值113亿瑞典克朗（约11.7亿美元）的合约，拒绝与挪威、芬兰、德国、丹麦一同暂停出售武器给沙特。同样地，加拿大在提倡女性外交的态度，其实亦跟瑞典相差无己。去年加拿大外交部公开敦促沙特释放女权人士所触发的外交风波，表面上外相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局势升级后，口头上仍能保持强硬的立场，以及对女性外交的坚持，但如同瑞典一样，加拿大到现在也没有明言要中止与沙特的武器交易（价值150亿美元）。

21年纪沙特的女性地位，充其量仅比上世纪建国时略有改善，其男性监护制更是把女性视作财产，基本上任何踏出家门的活动（近年当局已允许女性到体育馆观赛和单独驾驶），都要父亲、兄长、丈夫，或儿子首肯，绝非女性外交可无视之物。再者，瑞典所提供的武器，更大有机会被用在也门的战场上，令妇女在无谓的内战冲突中受伤害。既然女性主义为两国的政策理念，其外交政策亦不应容下这种道德伪善之举。

如上文所述，女性外交强调的“赋予妇女和其他被边缘群体基本人权”，本该就不应服从于现实政治的功利计算。须知，人权保障的先决条件是一国的国籍，而无国籍人士说穿了就是失去国家法律保障的边缘群体。如本年初，沙特少女奎农（Rahaf Mohammed al-Qunun）因受虐及该国男性监护制，冒险逃离家园获加拿大提供庇护一事，她甘愿踏上单程路的原因，正是沙特对她拥有的基本人权无视和压迫。因此，若要落实女性外交，则必须捍卫和保障“人类拥有权利的基本权利”，突破现实政治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