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兄难弟难民国——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

近年，移民和难民为一地居民所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冲击，间接使排外情绪席卷全球，同时也使议题成了烫手山芋，即使政客抱着崇高的人道理念，相信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下，亦难公开支持接收外来人口。另一边厢，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在处理数百万计的移民时，却一反潮流，支持大开门户。总统杜克（Ivan Duque）更称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为“兄弟”。纵然哥伦比亚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其历史因由，但下述例子亦说明，在讨论应否接收外来人口时，不宜用二元对立的思维。个中关键非在“接收与否”，而是“如何处理”。

由移民起家的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在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领导下施政失误，加上被美国制裁“双重夹击”，国内正值现时拉美地区中，最严峻的人道危机。随着恶性通货膨胀、饥荒及医疗用品短缺，有估计指每天约有四千人跨过边境，寻求庇护，而过去15个月更有逾100万委国国民涌到哥伦比亚，寻求新生活。不过，有别于巴西和秘鲁等国，以示威和动乱“迎接”难民，哥伦比亚却有意投桃报李，选择张开双臂欢迎大批难民。

谈起两国的“兄弟情”，不能不由上世纪二战后委国的移民政策说起。1945年，总统Rómulo Betancourt任命Eduardo Mendoza Goiticoa为农业部长。在施政理念上，两人皆认同移民可推动的经济发展。在此段时间，委国不但是最早承认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前身）的国家之一，更协助遭战火蹂躏的欧洲人移居到当地。此为委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始。

更重要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受到政权更迭而改变，更被后续政权延续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初，委国约有53万名移民（约占总人口7.5%）。移民不但有来自西欧和东欧，更有的来自中东（主要是黎巴嫩和叙利亚），可谓“来者不拒”。未几，邻国哥伦比亚陷入政局动荡，游击队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这场持续逾半世纪的内战，使数百万名哥伦比亚人流离失所，而委国的政策，吸引了不少人选择逃往邻国，寻求工作和开展新生活。

不少人反对外来人口，原因离不开文化习俗的差异，及争夺社会资源的忧虑。不过，学者Michael Clemens和Jennifer Hunt的研究，就点出了外来人口对经济的正面帮助。他们从不同国家搜集的数据显示，新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通常不会取代了当地人的工作，或拖低他们的工资水平。反而，新移民往往都比当地人更愿意承担风险，甚具创业家精神。由新移民创办的企业，更能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并非只为经济带来负担。

哥伦比亚投桃报李　国际稀有的人道国家

自委国于2015年爆发人道危机后，至去年底已有约300万人逃离家园。哥伦比亚的立场可谓是南美洲的“人道榜样”。有别于现任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把难民称作“地球的败类”（the scum of the Earth），杜克在联合国的一场演讲表明，“不管有任何社会和财政困难，两国民众秉持手足之情，我们的大门将为移民打开”。某程度上，这可见他并无遗忘早年内战时，委国国民提供的援助。

在哥伦比亚“门户开放”政策中，也结合了协助难民融合社会的政策。例如，当局特别发出了一张允许委国难民在两国自由流动的的“边境许可证”，以及一项名为Permiso Especial de Permanencia（PEP）的特殊工作计划，允许数十万人难民在哥伦比亚合法居留和工作两年。（注一）。即使措施未能摆平邻国的政治动乱，至少亦可为委国的难民提供暂居之地及一线生机。

诚然，在现今国际社会排外声音逐渐成为主流之际，仍有国民守望相助，国家领袖高举人道精神，公开支持并调动国家资源接待别国难民，难能可贵。当然，随着愈来愈多人涌到哥伦比亚，国内自然会出现一些反响，要求当局暂停或重新审视政策，但管治者不应轻易动摇。

现时不少有关外来人口的争论，都将议题简化成二元对立的命题（即全部接收或拒绝），却忽略了社会和资源承载力、经济和劳动力规划、文化融合，甚至道义责任等考虑。诚如上文两位学者的研究指出，单在经济面向上，难民并非全然是一众右翼政客所形容的“败类”，反而更可以为当地经济带来贡献。因此，以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待难民，实非理性，亦无视了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而个中关键非在“接收与否”，而是“如何处理”。

注一：哥伦比亚政府曾在上年初暂停两项计划，但于同年年底重新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