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退潮”是个伪命题？

“全球化是否正在退潮”近年已成学者和评论员喋喋不休的议题，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疑欧派声音日渐壮大，皆似是退潮的有力佐证，说明不少国家领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开始抗拒与他国的接轨和整合。不过，上述对“全球化3.0”的判断，不仅套用了欧美中心主义来看待全球事务，忽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也过于集中近十多年的政经发展，脱离了由19世纪伊始的全球化脉络，同时也欠缺了对“全球化4.0”的想像。

“全球化”现波折属平常　不易过早下历史判断　

虽然“全球化”早已成了琅琅上口之词，但这词其实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故在讨论前或可姑且借用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定义——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个历史过程，是人类藉创新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结果，即是透过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境流动，造就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同时，该术语有时也可用作人员（劳动）和知识（技术）的跨国流动。不过，现时不少人争论的退潮，其实泛指是上世纪80年代伊始（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三波全球化，亦即是建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机构“快速扩张期”，但要判辨出退潮是否历史趋势，还须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即加上前两波的全球化浪潮作讨论。

日内瓦研究生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指出，近代的全球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始于1820年，并在一战开打时结束；“全球化2.0”则在二战后展开，并止于1990年左右（注一）。

“全球化1.0”是指由工业革命的带来规模经济，使各类消费品变得更加便宜，加上国际产业链渐成初形，生产、消费模式不再局限于一地，使贸易成本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的全球化，几乎没有政府作推手，也欠缺现有的全球治理，故可算是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推动；然而，二战后开展的“全球化2.0”，则是国际贸易与国内政策相辅的产物：市场负责资源分配的效率，跨国政府则负责执行国际公义，故可见这阶段建立了不少制度化和规范化为本的国际治理机构，如有联合国、IMF、世贸、欧盟（或其前身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

不过，自苏联解体，及不少封闭国家开始与世界接轨，加上新一轮生产技术革命，我们现处于的“全球化3.0”时代有两大特征：一是国际治理机构的快速扩张，愈来愈多国家愿意按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进行互动；二是“外判化”创造了新型国际产业链和分工，先进国家负责研发和设计，发展中国家则负责处理余下的低技术工序。可是，这种生产模式引伸的问题，是大量先进国家的低技术劳工未能适应新时代，使其生活条件每况愈下。个中的民怨，或多或少可反映于近年的欧美政局动荡之中。

不过，若然只看先进国家的政局动荡，或可得出全球化正在退潮的结论，惟此忽略了全球化所强调的“全球”面向。的确，自特朗普上任后，他便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旗帜，并以马基维利式的行事作风，拒绝跟随“全球化2.0”开始逐步建立的国际规范；同时，大西洋的彼岸欧盟，不但身陷无日无之的英国脱欧乱局，亦受到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an）牵头的“反自由主义”挑战，腹背受敌。但如引文提及，用欧美的政治事例来判定成败，其实亦只点出先进地区在全球化所遇的波浪，忽视了其他整合的手段，也否定了未来技术“再革命”而带来的“全球化4.0”。毕竟，欧美只是“全球”的一部分而已。

“全球化4.0”所谓何物？

现时，我们可谓身于“全球化3.5”年代，亦即是转接到“全球化4.0” 的过渡时期，政经上，全球重心慢慢由西方先进国家，移向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科技上，人工智慧、自动驾驶汽车和物联网亦将由研发，转向应用阶段。这两个大潮流都不是特朗普或某一区域组织能够左右，同时亦会对未来的全球化进程带来难以预视、革命性的影响。

政经上，世界政经重心由西向东、北向南转移，一众发展中的国家整合过程，也为全球化的过程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如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指出，欧盟与东盟代表了两种国家融合与一体化的模式，前者为“政治法制型”模式，而后者则是“政治协商型”模式。尽管早年不少人对东盟模式存有疑问，但观乎近年欧盟的内部纷争，东盟这种较松散的联盟在处理成员国的矛盾上，却显得更有韧性和发展潜力。这种“只谈经济、有空才谈政治”的整合手段，能否取代欧盟成为更有效的区域融合范本，今天已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即使东盟模式有其短处，但至少亦可为未来一体化开出另一药方。

另外，由人工智慧、自动驾驶汽车和物联网引领的技术革命，亦会像上一波全球化般，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鲍德温教授曾在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下一波工业技术革命将可能危及白领阶层的生计（“全球化3.0”则是蓝领阶层），机器人将取代不少服务业和专业人士（如AI写新闻），但与此同时，亦会涌现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因此，未来各政府只能借镜“全球化3.0”遗下的“蓝领民怨”，思考如何从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协助将被遗忘的白领工人，避免现时欧美的政治乱局，再现于“全球化4.0”时代。

纵观19世纪起的全球化历史，国际政治在每个转接时期都风云变色，而生产技术上的革命更加无人可挡。一如大英帝国的崛起，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到20年纪末苏联解体打破二元对立的国际秩序，再到21世纪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兴起一样，每次权力更迭的过程（如战争和贸易战），都总创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但却总是不约而同地推动了另一波全球化。因此，若仅以现时欧美“全球化3.0”的反扑，就断言否定了其历史进程，实在脱离了全球化的当代脉络。

注一：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