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积极拓外交　巴勒斯坦难望得救？

自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呈辞后，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所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国会所占的优势几乎殆尽。有见及此，内塔尼亚胡早前与内阁成员达成协议，宣布把大选推前至本年四月，希望藉民意授权，巩固支持，并开脱三项贪污指控。
内塔尼亚胡近年积极拓展外交版图，望藉外交政策推高民望，获不少领袖正面回应。问题是，在内塔尼亚胡主政下，巴勒斯坦民众生活愈见艰难，好比活在人间炼狱，若国际社会甘愿为利益折腰，任由以国践踏巴人的生存权利，这不但无视荒谬的种族隔离政策，亦难解决以巴衡突。

内塔尼亚胡身陷贪污指控　积极拓外交争政绩

自内塔尼亚胡在1999年被赶下台后，以色列在随后十年，政权更迭不断，但不论是巴拉克（Ehud Barak）、沙龙（Ariel Sharon）或是奥尔默特（Ehud Olmert），三人都无法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无法满足选民的诉求。随着公众舆论向右转移，主张保守主义的内塔尼亚胡抱在2009年成功翻盘，重新掌权，同时亦稳定了以色列的政局。

可是，内塔尼亚胡的“蜜月期”在2016年12月完结，当地警方开始调查他的渎职行为。现时，总理正面对四项贪污指控：包括收受昂贵的雪茄、香槟和珠宝（案件1000）；涉嫌贿赂国内两大的新闻网站《YNET》和《Walla！》，以换取2015年大选前的正面报导（案件2000及4000）；以及涉嫌在采购海军军备时有不正当交易（案件3000）。因此，面对一系列的指控，内塔尼亚胡有意提早大选，实情是希望“善用”法律上的漏洞，一旦检察官提出起诉，亦可保有总理的职位继续工作，换取更多时间向司法部门讨价还价。

眼见情势不稳，加上愈来愈来多民众不满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危机的表现，使他近年四出外访，试图用外交政绩，淡化“国内”施政失妥和个人丑闻。过去一年多，内塔尼亚胡除了出席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就职典礼、与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保持复杂的合作关系、出访阿塞拜疆促成武器交易外，他更愿意放下以色列的立国理念，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素有反犹言论）建立联系，并对波兰的新法律（淡化波兰在大屠杀的共谋角色）表示赞同，更试图与安曼、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修补关系，尝试突破多年来外交孤立的困局。

不过，以色列遭国际社会孤立（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为多年来以各种方式剥夺巴人的基本权利之果。先不谈1952年的《国籍法》剥夺了75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民权利，过去多年当局以“缺席者财产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充公巴人的财产和土地，可算是当代殖民主义的“佼佼者”。再加上去年以色列国会（Knesset）通过一条恶法，正式界定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Jewish Nation-state），完全无视国内约180万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不过，随着国际社会开始冷眼旁观以巴冲突，不少国家领袖犹如患上健忘症，接受以国伸出的橄榄枝。此等追逐国家利益的现实、功利眼光，正正是建立在巴人的生存权利之上。

人道主义应属首要考量　民间有力影响外交政策　　

以色列立国后，以巴即陷入了暴力旋涡，而以色列一直的官方政策，说穿了就是不断以巧立名目的军事和行政手段，对外扩展领土，收窄巴人的生存空间，借此逼使他们放弃抗争。即使国际社会曾表达不满，以国亦常以“国家安全”为名，合理化、正当化一切带有歧视和逼害的政策，无视国际社会的指摘。

可是，当国际渐渐淡忘巴人的苦困，本着国家利益向以色列打开大门之际，又有哪位领袖会愿意放弃现实政治的眼光，为毫无利用价值的巴人发声，来抗衡以国的霸凌行为？事实上，形容巴勒斯坦民众身处巨型监狱，实不为过。由于以色列的安全机构旨在限制巴人的行动，人口自由流动基本上并不存在。以色列当局不但在两国的边境设有数百个检查站和人工障碍物，更兴建了逾700公里的“种族隔离墙”，以确保巴人“受控”。按2015年的一份报告估算，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已使巴人一年损失约94.6亿美元（占巴勒斯坦2014年的GDP74％），更遑论是多年累积的性命？

当世人的眼球仍注视以巴冲突时，不少领袖仍会作出形式上的声援，不敢公然跟以国交好，略尽道义责任。但当缠绕逾半世纪的火药引已失去关注，各国随即冷眼旁观。可幸的是，近年亦陆续出现一些全球公民运动，如全球“BDS运动”（抵制、撤资、制裁），以及国际声援运动（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皆是欲借民间力量，唤起全球对巴人处境的关注。虽说运动仍是萌芽阶段，但亦是给予全球民众多个渠道为巴人发声、平反，并在现实政治的框架外，筑构国家以外的全球公民力量，影响外交政策的走向，即使各国领袖对活在人间炼狱的巴人无动于衷，可幸是现时仍有民间力量持续抗争，为废除残存的种族隔离略尽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