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like背后．观点】娱乐霸权至上 谁为无声者发声？
在寿西斯古（Nicolae Ceauşescu）统治罗马尼亚时，其独裁政府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并借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大力打压异见份子（连拥有打字机也要申领牌照），以箝制人民思想，维持政权稳定。不过自1989年寿古西斯被国内一场革命推翻后，部分罗马尼亚传媒已从国家宣传机器，摇身一变成为比部分欧美同业走得更前沿的“社会倡议者”，令传媒在社会的角色得到解放，重新扮演为弱势发声、推动社会改革的先驱者，并令人重新反思传媒在公民社会中“应有”的功能。
自寿西斯古倒台后，罗马尼亚的传媒逐步突破昔日的红线。不论是公营（如TVR)，或私营电视台（Antena 1、Pro TV、Prima TV等）都慢慢弃守“中立”的规训，增拨资源投放到公共宣传运动（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其倡议活动旨于借助突显社会现况和问题，以传媒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从而迫使当局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罗马尼亚传媒业的先驱者，Pro TV早在1995年已提出多项宣传运动，包括支持该国加入北约军事联盟（NATO）、“对动物酷刑说不”、儿童权益等，而当中更成功推动当局就虐待动物立法。对于电视台而言，它们关心的不仅是守卫传媒的基本角色，将资讯不偏不倚地陈述于观众眼前，而是将电视台置于社会责任的考量上，重新定义电视台在公民社会的角色，破旧立新。
市场经济成生存之道 传媒失效有因
尽管我们不是活在寿西斯古的年代，但金钱支配下的商业传媒，传媒跟读者其实同样面对着无形的思想箝制——市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场经济在西方进入全盛时期，在自由竞争的大环境下，各路媒体首要是建立庞大的读者群，提升销量及赚取广告收益，再壮大资本投放人力资源和展开并购，争取最大的行业份额。换言之，在适者生存的逻辑下，传媒为保生存，必须不断扩大其势力版图，否则将会不进则退，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负责编搞历史的第一人。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极力反对公有制，认为此制度定会导致极权政治和专制，但反观现时由市场主导的传媒业亦非完美无瑕，或可说是孕育了另类的文化霸权。自由市场是建基于消费者能理性地知道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者亦因应市场作出调节，制造出能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产品。若将此逻辑置于当代的传媒业，在言论自由保护下，传媒纷纷在资讯中加入大量娱乐元素，降低品质标准，以迎合大众的庸俗口味，目的就是扩大市场占有率，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试想像，若然一间传媒逆市场潮流，以教课书式手法处理新闻、撰写如学术论文般严谨沉闷的评论，试问这家传媒在当下的生存空间又有多大呢？
不过，市场并未规范传媒选取题材的质素，令传媒的角色已逐步模糊化。理论上，传媒有着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和教化等社会功能。市场自由交易所创造公共德性和面貌，正正反映于传媒“泛娱乐化”的景象上。局限于市场逻辑下，传媒须依赖特定群体获得生存机会，而娱乐相比起传统的严肃论政态度，更容易吸引广大的民众垂青和注意，使民众暂时能从悲惨的现实和无力感解脱出来，自娱一番。今天各路传媒过分侧重其娱乐功能，人们就会无意地被困在娱乐至死的文化霸权下，每天阅读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资讯，造就“白恤衫重现眼前，黎姿陪三个小宝贝去玩狗”成了热话的荒诞现象。
再者，当传媒与商业利益挂钩时，其公共领域的讨论空间将愈收愈窄。自由竞争不但使传媒行业泛娱乐化，同时多元声音亦被主流声音盖过，失去了传媒应有功能。在市场驱使下，传媒须向主流靠拢以扩大生存空间，并采用主流价值标准，忽略了弱势社群的传播需要和权益。试问本港又会有谁持续关心和争取少数族裔的权益呢？就算有，也是蜻蜓点水般带过，因为这项议题并非主流所关心的事情。
虽然，市场主导的传媒并没有制造有如《1984》内的政治宣传机器，但如今传媒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懂分辨甚么是人们“想知”和“需要知道”的题材。在娱乐资讯蔚然成风的大环境下，人们的眼球已经慢慢远离影响民生的公共事务，并被拉到去“传与黎明‘父女恋’，女助手扮得宠住黎宅”这类无关社会福祉的个人事务上。长久下去，传媒在公民社会的功能定必逐步被边沿化，不但无法推动人们为整体福祉发声，更会引领社会走进无形而庞大的娱乐机器里，对众人之事不闻不问。
传媒的道义责任
罗马尼亚传媒由国家机器的组件，转型成倡议社会变革，走在最前线的传声筒，其经验值得人们再反思传媒在社会，特别是道义上，应负起哪种责任，才能真正为“无声者发声”，成为提升社会整体福祉和建构成熟公民社会的推手。
除了上述数项功能外，传媒所持有的公权力，在道义上还有另一种任务：“正面干预”社会事务。作为公权力者，其权力不只流于传播资讯，更有设定、重塑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以挑战当权者的政策和社会各种不公义之事。与此同时，手执公权的传媒亦须负起社会责任，例如就社会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为弱势社群发声、𨤳清社会现存的问题和价值等，这都是推动公民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元素。
自互网联改变了整个传媒业的生态后，其衍生出来的煽情式、短篇幅报道和短暂的新闻循环周期，已分散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注视的角度和时间。煽情式报道只是一种煽动个人情绪，转化成点击率的民粹手段，但对人们理解社会问题背后的制度成因和解决之道毫无帮助，更遑论将关注转化成由下而上的行动力量，逼迫当权者解决社会问题；而短暂的新闻循环更令民众失焦，当传媒已梳理某社会问题的历史、制度原因及巩固其论述后，互网联的海量资讯已将日前发生的事扫到无人问津之处，令社会舆论没有足够空间和时间，就“昔日”的问题铺陈理据、争辩，并找出解决之道。当下社会的氛围，某程度上就像美国文化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作品名称 ——“旁观他人之痛苦”。
传媒作为公权力者，其社会责任就是要协力解决“他人之苦”。若要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就需要重新考虑传媒的定位。现在大多传媒都采取“被动式干预”，即某不幸事件发生后，才作出报道和跟进，并于事后制造舆论迫使当权者正视问题，但此做法亦受制于上述所说，未必能构成一股改革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令弱势者的诉求难以见诸媒体。反之，若传媒采用“主动式干预”，尝试在不幸事情发生前主动介入，透过辨析社会问题的征兆，及早了解其结构成因，尝试设定框架和引导舆论，带领思潮，提升公民社会意识，从而推动社会改革。这是传媒在审视社会责任的一个面向。
毫无疑问，“主动式干预”必定构成对传媒守则客观性的挑战。可是公民社会的传媒不应只局限于陈述事实，而是应该建基于“事实”，倡议社会进步的媒介。事实上，传媒的社会责任就像一个公共知识份子，以促进社会正义和自由为本，代表弱势社群说话。虽然不同传媒对“正义”和“自由”的阐释各有不同，但民众亦可从“事实”中，透过客观和理性思辩、引援数据及条理分明的论述，从不同立场中找到“真理”。虽说传媒的社会责任如何体现仍有莫大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社会中，传媒与公民的结合才能构成社会进步的助力，缺一不可。
延伸阅读：Madroane, I. D. (2015). CAMPAIGN JOURNALISM ON ROMANIAN TELEVISIONS: TOWARDS A NORMATIVE VIEW OF ADVOCACY IN THE MEDIA *. Revista Romana De Sociologie, 26(5), 41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