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夏宝龙要改革政商关系吗？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与商界举行大型座谈会，香港政府全程参与，目的是什么？会议是否成功？后续将要发生什么事？这次座谈会发起的背景，是中央想和商界直接说明想法，了解它们的情况或忧虑？是香港政府与商界沟通不顺，要求中央出手，说服商界，支援政府工作？还是中央希望香港政府和商界更好沟通，主动搭台为推动合作制造气氛？这些问题，大多数市民当然无从知晓，只能够作为旁观者，就算想评论，也只能够借助媒体的猜测进行。
香港媒体职责所在，硬着头皮也要猜测，大家普遍认为座谈会焦点是中央和港府对商界投资停滞有所不满，希望借此提振商界信心，消除忧虑，或者是为港府站台。猜测主要是围绕土地，包括传言开发商对新界分区规划投资不感兴趣，就算有出价也“低到不切实际”，政府焦急了。《明报》甚至明言，这是“首次以港澳办名义，在特首面前举行座谈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座谈会上对商界表示，“政府搭晒台，演员系你哋”，估计是在暗示商界不配合政府拼经济的努力。社会大众的直觉是商界掌握社会资源，建设香港不能单靠政府，这一次座谈会是对商界的“动员会议”。
“有机结合”的重点是“有机”
香港的经济现状绝非发展商大展拳脚的最佳环境：利率偏高，周边变数太多，地缘政治复杂，内地经济不尽理想，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幅减值，楼市和租金收入都疲软，现金流动性较差，因而不是主动出击、大兴土木的时机。一些报道甚至认为发展商在“保本保命”，削减投资，出售资产，何来支持的实力？
做过政务司及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指出，政府和商界要改革及有实际行动，必须相互“有机结合”，任何一方不积极都不会成事，他更是形容“商界支持得来也要计数”，不能“只叫商界去实际行动，但政府就一意孤行”。唐英年既是政协常委又来自商界，讲的都是合乎预期的话，但政府“一意孤行”指什么却难以猜测。希望不是想政府轻易违反原则，随意迁就发展商。商界在香港出了名算到尽，滴水不漏，唐英年所讲的数学题又要如何计算，市民倒是很想学习。
要发展商亏本做生意当然是愚蠢的，对香港没有任何益处。发展商不是万能，也有亏本的时候，甚至是严重亏损，但要它们明知无钱赚还要投资，实在是勉为其难。做生意从来不是零和博弈，发展经济更不是。政府和商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不过，商界重视自身利益无可厚非，却不代表政府只是考虑商界的要求，相反，政府必须兼顾社会和商界能够共赢，而且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当年特首曾荫权为满足发展商需要，取消主动卖地的安排，最后的结果是彻底扭曲住房的供求平衡，香港已经领教过这种“结合”的伤害。
“有机结合”的重点不是“结合”，而是在“有机”上。商界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但当政治和社会环境出现不利于经济有序运作的局面，又或是经济在转型中经历混乱，部分商人很可能不识时务，通过手中资源操纵市场，甚至铤而走险，置社会福祉于不顾。政府这时候必须毅然出手，果断执法。中共强悍整治过剩产能和资本无序扩张，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化改革，整治内地房地产行业，也许有人不理解，但估计没有人认为是“一意孤行”。当经济面对巨大转型，不少传统产业身处挑战，难以应对，政府就应该积极扶持，让转型有序进行，降低伤害，坚持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变革。
“做大个饼”不能只靠商界
夏宝龙在座谈会上讲的范围估计不少，但焦点离不开一条主轴：政府和商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做得更好，这是由治及兴的前提。无论是中国内地、美国还是香港，商界和政府的关系都是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三种制度不一样，发展经济的模式以及政商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不能用同等方法理解，但都离不开政商关系的综合平衡。中国和美国两种局面的差异众所周知，香港的情况亦不难懂，但夏宝龙在这次座谈会讨论的改革，或许包括改变香港固有的政商关系，它是香港思考由治及兴之道的方向。
人大常委李慧琼在评论夏宝龙座谈会时提醒大家香港没有国企，就算港府想扮演促进者亦难以执行，因而需要商界携手。她认为政府角色始终有限度，社会明白商界角色举足轻重，只有让商界参与才可以“做大个饼”，这是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应有之义。李慧琼的观点可能也是大多数香港人的观点。还记得因为领展的租务政策让公营房屋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曾经支持将公共屋邨商场出售给领展的民主党亦承认决策有误，扼杀社区小店，造成隐性通胀，只是由于无力回天，市民只能继续埋怨。
如果只有商界能“做大个饼”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商界一直主导香港经济，但“个饼没有做大”，甚至在萎缩，或者“饼做大”之后市民连饼碎都分不到，引致各种怨言，逼迫不少人要到深圳消费？美国经济一直是商界主导，与香港一样是资本主义大招牌，但为什么“拜登经济学”或“MAGA运动”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之前的美国已经将饼做到无比大？
如果李慧琼所代表的观点是正确的，夏宝龙提出的改革是否没有抓到重点，中央和港府根本不应该对商界有所要求？改革的对象显然包括政府与商界的关系，但改革之后的新关系又会否违反资本主义，甚至窒碍商界的发展？大家当然可以讨论。内地的改革进程经历过很多类似争议，无论是早期的“姓社姓资”辩论，还是近年有关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是否走了回头路，等等。争议很有价值，更好证明中国的改革不是将社会主义改没了，反而说明国企和民营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根本连民营经济都没有，更遑论庞大的，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群体，他们的存在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既然如此，香港自然可以既推动改革，又不将资本主义改没了，商界甚至会有更好的营商环境，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保障和更好发展。我相信夏宝龙主任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也是这个意思，《香港01》提倡的改革也不是要将资本主义改没了，但它不应该是《经济学人》所指的裙带资本主义，更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更符合香港需要的新型资本主义。
为什么要“重夺”土地主导权？
李家超多次提及“重夺土地主导权”，但除了《香港01》，没有多少人讨论过这项建议。特首这样说，是否表示香港政府曾经丢失土地主导权，因而产生各种不利香港发展的障碍，现在必须“重夺”？为什么会丢失了，现在要如何重夺，重夺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丢失期间，谁拥有了土地主导权？根据李家超的说法，是利益藩篱控制了土地主导权，他是否在批评地产商拥有土地主导权时市民和香港的利益被忽略了？如果确实如此，现在的“重夺”会引发什么冲突吗？这是讨论政府和商界关系的最具体议题，只是夏主任没有直白说明，而李慧琼或唐英年的意见是不是在质疑这种新关系会对香港不利？
土地主导权是探讨香港政商关系的放大镜。在美国，政府是能源领域的主导者，拜登政府鼓励投资新能源，特朗普强调化石能源，批准钻探更多石油或页岩气，只是反映了两党政策的不同；拜登提倡增加富人税，特朗普要减税，同样是政见的差异，但美国政府自然拥有税收的主导权。然而，若政府不考虑调整税制作为治理手段，没有设定能源政策，主导权自然不重要，表面看是近似于丢失了。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香港的土地供应本来是政府主导，政府是唯一拥有土地规划或农地转换用途的法定机构，然而，由于官员长年不作为，棕地不断增加，不少农地被地产商收购并闲置，当政府要励精图治、推动北都建设，却发现手里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主导权早就丢失了，不知所踪。
如果李家超特首认为土地主导权被地产商窃夺的话，事实并非如此，但政府丢失了主导权却是无可争议。不论是从法律、政治、经济的视角，政府重夺土地主导权都是有利于社会和商界的整体利益，主导权不知所踪只会制造混乱，对地产商和购房者都不利。重夺土地主导权绝不是打倒地产商的阴谋，它是要对土地市场实行拨乱反正，让供求关系变得有序，也是重新构建政府和商界关系的合适手段。
香港不需要革命党，却急需改革派
做生意要计数，市民就不需要计数吗？政府也是需要计数的。只有商界能“做大个饼”吗？没有政府或市民参与，饼能做大吗？中国人有句话，“独食难肥”，香港商界有太多聪明人，当然知道其中的道理。经济繁荣是商界所追求，政府和市民同样如此。政府和市民不应该妒忌商界盈利，只要经济有效运作，货如轮转，商界自然不应该赚到尽，本来也做不到。谁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有效运作？谁能够平衡商界和市民的利益，货如轮转？除了政府之外，还能够有第三方吗？当然，如果政府尸位素餐、毫无作为，说什么也没用。就好像土地主导权，并非谁抢走了，只是长年不用，早就生锈了。一旦想起，要重新利用，也需要懂得磨刀，才能够发挥作用。
有人认为小政府、大市场才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已经过时。连美国都推动产业政策，积极制定经济方向，甚至不惜大举借贷支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香港还有人在那里重复夏鼎基或彭励治的积极不干预，实在让人尴尬。我不知道夏宝龙商界座谈会的目的是什么，但我隐约看见他在提出香港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变化，要更好合作，各自扮演应有的角色，简单说就是改革得更好。改革是为了政府更好服务社会，包括服务商界的发展，没有人在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香港不需要革命党，但却急需改革派，商界和政府都积极参与改革，才是共赢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