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美国大选对香港的警示

特朗普八年前当选美国总统震撼了世界，他随后发起了中美贸易战，制造了西方阵营的撕裂，社会冲突不断。拜登上台之后全面围堵中国却又自顾不暇，在美国治理失能的乱世下，美军狼狈撤出阿富汗、源于北约东扩的俄乌战争爆发、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大肆杀戮。今天，号称修补了西方联盟关系的拜登总统尴尬退选，黄袍加身的贺锦丽输个人仰马翻，特朗普高票回归，所有人只能静待他再次玩转地球。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还需要更多证据说明他的前瞻性？

美国在变化中迷失方向，造就特朗普逆袭

美国很重要！但不是因为它富裕或军事上霸道，这都是过时的形容词，而是因为他身处变化的中心，却没有人知道变化的方向，连它自己也不知道，世界自然焦虑。中国崛起同样是推动了变化，一些人难以适应，因为他们的主导权受到挑战。然而在全球南方，中国反而是受欢迎的伙伴，它们深信中国掌握变化，引领变化，而变化有利于大家。所以，问题不在于变化，而是与美国相关的变化缺乏方向，连美国也是见步行步，它的追随者们自然不知所措。

与其为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感到困惑，不如反思美国民主党为什么会输得如此难堪。我深信，它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对美国身处的变化懵然不知。特朗普或许不知道如何引领变化，却很清楚美国社会积极求变的事实，他的直觉与美国人的感受是相通的。民主党为什么懵然不知？那是因为过于傲慢，以为如念经般地呼喊自由民主，人们就会神魂颠倒为它做出无尽奉献。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与变化相关，全世界都在寻找变化，将其理解为左摇右摆是被表象所误导。美国民主党的失败和香港之前民主派的翻车有着可怜的共通点，都是不知道变化为何物，以为自己在推动变化，其实只是在“念经”，没有引起多少共鸣。民间有一句俗语很贴切：人不坏，只是脑子坏了。

中国寻路百年，找到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

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一直寻找变化，但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政府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做出了真正的改变，而且是得到人民认同的改变。这条求变之道并非没有坎坷，但通过对错误的反思，不断自我革命，最终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共的成功是因为解放思想，拒绝“念经”，坚持一切工作都以人民福祉为依归，“一个都不能少”。

前段时间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希望香港“识变、应变、求变”，他的忠告出于同一语境。香港社会已感受到政府认同改革，承认它是香港必须承担的任务，但对政府能否成功改革心存怀疑。知道和承认是否就等同“识变”，继而懂得“应变”，甚至积极“求变”？事情不是如此简单。

香港没有“特朗普”，也不会再有“贺锦丽”，因为香港无法培育出前者，后者出现过但已被社会否定。习近平最近多次重提破与立的关系，更将破立关系聚焦在“先立后破”，提醒了香港需要掌握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不能够将改革口号化，以为讲了就是做了，对改革的破立关系一知半解。

只要客观比较美国的混乱、中国的有序，美国的折腾、中国的战略定力，香港就应该知道向谁学习。然而，鹦鹉学舌不是学习，不断引述中央领导人的话不等同成功改革。贺锦丽明知道选民对拜登经济政策不满，但无法摆脱自己参与其中的事实，特朗普自然乘虚而入。

香港泛民主派分崩离析，不等同社会就要接受建制派，更不等同改革必然通行无阻。就像中共击溃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做出成绩，而且持续深化改革，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无能的贺锦丽输了大选，不等同特朗普就会成功重塑美国。美国面对的另一场挑战才刚开始。

香港要改革，先要懂得过往治理为何失败

夏宝龙年初访港，有人误解他是来督促《基本法》23条立法。当我们看似在回应发展经济民生的呼吁，夏主任却提出改革命题。特首成功将施政报告与改革联系起来，“香港要改革”成为社会主题，但将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视作改革举措，容易让人有偷工减料之虞，改革就像国安立法，不可能是轻松的任务。就如贺锦丽认为美国人关注堕胎权，数据证明只有11%选民关心；移民潮是社会共同焦虑，贺锦丽却在讲LGBTQ。这种离地的论述如何打动人心？

香港的情况不遑多让。垃圾征费一遇困难就退缩，网约车与的士的冲突继续用持续研究来推搪，“告别㓥房”竟然是将名字一改就看似完成了，住房和土地困局只是停留在打嘴仗上。这一任政府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确实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为市民“添幸福”仍是道阻且长。事实上，历任政府都很希望将问题解决，拜登政府也很努力，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人民是否收货才是关键。

特朗普的胜选演讲较以往的桀骜不驯有所收敛，可能是年纪，或者是因为经历过选举失败和多项司法打击，让他知道解决问题不能违反规律，更不可能随心所欲。几十天之后他将重返白宫，无论是处理经济、移民、毒品和社会暴力等内政，还是化解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中美矛盾，都不是容易事，今天的风光很可能是明天更为尴尬、失落的铺垫。

贺锦丽、拜登和民主党的失败，都是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的失败。香港的困局以及在众多议题面前束手无策则是治理的失效，治理团队无法认识到变化的意义，掌握不了改革与变化的关系，以致无法掌握治理的作用。《香港01》提出“改革大辩论”就是为了寻找香港的治理方向、“当家人”在改革中的角色、改革与治理的内在关系。

认识自我革命的作用，才能积极应变

奥巴马总统曾经提出过“改变”（Changes），但那不是改革，而是换个总统的改变，触动不了利益固化藩篱和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今天，没有人记得他那八年为美国做出过什么贡献。熟悉中国社会结构的人都会注意到，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发生的改变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彪炳的，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的知识科技文化水平，还是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甚至是保家卫国的能力，都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进步。

美国又换了一个总统，香港也换了几任特首。如果换人能解决问题当然应该换，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香港需要的改变，不是奥巴马、贺锦丽或特朗普侃侃而谈的改变，更不是政客乱开支票式的改变，而是邓小平几十年前提出的改革，以及习近平在过去十多年推动的深化改革。香港是否有条件做得到？当然！ 关键是政府能否融合各种意见，以自我革命为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旁征博引，大胆作为，为香港的改革找到方向和道路。

香港今天需要改革的共识，“当家人”们首先要认识变化的本质和推动变化的方法论，特别是自我革命的作用。提出批评是建立共识的过程，展开讨论是寻找变化的路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讨论出来的，是承认中共曾经犯过错误的结论，不是突发奇想，“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哲学表述。今天的深化改革加入了顶层设计，也是积极回应实践经验和坚持共同价值的结果。随意将批评视为恶意指责，将斗争误解为应对批评的工具，只会作茧自缚。

美国大选过去了，新的考验才开始。中央为香港提出了改革命题，考验也刚开始。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将行程比喻为进京赶考，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是为了打破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这些都是伟大政治家身处历史转折点的科学态度。中共的经验是香港推动改革的教材，相反，美国的混乱就是对我们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