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惠港政策只能止痛　提升竞争力才是重点

中共周二（11月5日）发布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下简称“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中，有关香港的内容除了强调要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亦触及香港面对的发展困局。

四中决定中提到“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些讲法是重申中央当前对港澳与内地经济发展融合的基调，其中今年年初推出的大湾区规划纲要，更可谓为香港度身订造了在这个野心勃勃的湾区经济版图中可发挥角色。另外，决定又提到要“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作十七大报告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香港社会一直并未深刻理解其意涵，放在今日之香港再去审视，却有不少值得参考之处。

例如，对于何谓“坚强后盾”，香港人也许会想到过往支援香港的政策，如2003年SARS之后推出的“自由行”。然而，用这种狭隘的想法理解中央的“作用”，只求在香港有难时获得支援，可谓饮鸠止渴。“自由行”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政府与业界只带用短视眼光来面对它带来的“量”，只贪求“快钱”，未能把握机会主动规划旅游产业多元发展，促成本港旅游市场“质”的提升，结果是游客人数虽然逐年上升，旅游市场却是外强中干，购物需求推高租金，使地产商与商舖业主成为最大得益者，但相关从业员收入未见上升，一般市民则因景点与商场“人满为患”而心生不满，当初的“救港”措施如今沦为“害港”之源。

如同我们一直强烈批评特区政府制订民生政策时囿于“小政府”迷思，长期只懂“派糖”，无法主动改变不合时宜的经济结构以创造新的发展活力，造成如今积重难返的社会困局，用同样方式理解“坚强后盾”的作用，也只会使香港漠视自身的发展规划。毋庸置疑，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后盾”的基础，但它对香港的影响绝不是单向的，而是应该构成双向互动，不只是在香港有需要时施援“送礼”，也为香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香港与内地一直有着紧密连系。在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开始转移，加上大量人从内地进入香港提供大量劳动力，香港的商家把握机会令当时的轻工业蓬勃发展。80年代以后，香港人又把握了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土地的优势，以“前舖后厂”的模式继续为香港发展。土地和人力等资源都是“后盾”，中国如今发展快速，能作“后盾”的东西还有很多。例如香港作为现时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交易市场，占全球约七成的交易；内地庞大的市场、大湾区各大城市的资源，也都可以成为“后盾”。

香港社会对“挑战”特别敏感，却较少认真思考“机遇”，例如在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这项重大国策时，视香港成为离岸结算中心为理所当然，对外国城市开展同样业务感到担忧，却少有进一步去想，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的优势从何而来，应该如何维持巩固。事实上如果只是看到却不懂得抓住，让它白白溜走，那还是不是“机遇”？因此，四中提出要把内地这个“坚强后盾”与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该视为对香港未来发展一个善意的忠告。香港未来发展必须清晰找到自己在中国发展中的定位，并且积极不懈地提升竞争力，才能保持繁荣稳定。

本周三（11月6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指小组会议要全面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并会顺着推出一些惠港惠澳政策。这些政策会注重如何惠及一般老百姓；其涵盖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和交通等各个领域，方便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特首林郑月娥翌日宣布，这次会议决定落实了16项惠港措施，可分为惠及港澳居民措施、协助专业界别进入内地城市措施，以及配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措施三大类。我们乐见于中央推出措施打破陆港两地隔阂的措拖，令两地的资金、人才能更自由流动，不过这些惠港政策，充其量只是对两地隔阂作修补，没有改变香港本身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如果香港仍是只等待中央“派糖”打救，而没有思考自己如何在中国发展大局中定位，提升自我竞争力，最终只会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巨婴”。

“后盾”既在，但香港是否真的能提升自身竞争力配合呢？近年我们看到的是香港产业空洞化严重，资金只是是运转于楼市、股市资本市场作炒卖，产业也过度依赖内地客自由行所带来的“快钱”。再加上，这次翻天覆地的反修例示威中对香港唯一能称道的金融中心地位也造成打击。“惠港”政策对香港现况可能只是“止痛药”，根本无法解决多种结构问题。要真正治香港的“病”，必须全盘重构香港的产业，发展出香港独有的优势，与内地互补不足。反之，如果香港不愿意做自己的改革，精英继续满足于那些早已凋零的“香港优势”，沈溺于那种“老香港”的幻象中，那恐怕香港在大湾区的角色只会不断被弱化。那在大湾区发展的大洪流中，有可能不是“融入”，而是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