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卧底分不清　“警警相卫”何时了？

本周三（1月30日），九龙城法院裁定一名酒吧负责人五项管理卖淫场所罪罪成。早前卧底探员出庭作证时，在盘问中承认因调查需要，曾与酒吧的女服务生有过亲密身体接触，惹起众议。
过去十多年，不时传出警员在涉及性服务的“放蛇”行动中，利用职权谋取“性福”。此等劣行除了有失职业道德，更是故意压榨弱势群体。就此，警务处必须正视问题，拨乱反正，以免再次失信于民，有违警队誓言。

据报道，警员吴志林曾四度带领其他卧底探员，到访“新泰皇”酒吧搜集证据。在辩方代表的大律师盘问时，吴警员解释当时正在进行反黄赌毒行动，可自行决定到可疑地点视察。其后在辩方追问下，吴称当时已得上司批准，强调警方有明确指引，如非必要应该避免任何身体接触，但却补充如果他每次都避免接触，会惹人生疑，所以“唔可以唔揸”。吴警员亦称，游戏过程中，他曾主动触碰服务员的胸部。上述警员的供词，令人感到荒诞。

为了监管警员在“放蛇”时的操守，警方订立了一套内部指引，容许警员与妓女作“有限度的身体接触”。但何谓“有限度的身体接触”却有诠释空间，2004年，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少光曾对立法会表示，警方就扫黄行动向警员发出的内部指引例明，禁止“放蛇”的人员与妓女进行性行为或口交，却不排除手淫的“必要”。

2003年，时任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邓厚江表示，不能以“享用”来形容警员接受性服务，并言类似工作属“厌恶性工作”。

诚如李少光同场所言，“厘订那些身体接触在‘放蛇’行动中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是有关接触是否有实际需要以达至行动的目的，即成功取得有关卖淫活动的罪证”，惟此原则极不透明，且有灰色地带，难释公众疑虑。例如，同年有报道指有警员在同一星期内放蛇四、五次；或是接受口交及性交服务后，在即射精前才要求改为提供手淫服务，以回避指引规范。

问题是，尽管卧底警员是有必要搜集证据，但到底有何需要接受手淫服务，并完成整个服务过程，才算是“成功搜证”？再者，如同“新泰皇”事件中，为何卧底警员会在同一场所共四次、每次逗留三至四小时之久，方可“成功搜证”？提出这些疑问，不仅是点出内部指引不透明，更要确保警员在执勤时公私分明，以免少数手执公权力的害群之马腐化（注一）。

事实上，2016年，性工作者关注团体紫藤指出，该会共收到600余宗投诉，当中涉及警务人员滥权，及使用暴力的个案占总数八成。即使投诉并非全数属实，但种种事例已反映警队滥权并非“个别事件”，而是警务处内部指引存有大量灰色地带，监管不力所衍生的歪风亦时有听闻（注二）。虽然，警方在处理相关投诉时，不时强调内部有一套清晰且严格的指引，来规管打击卖淫活动的卧底行动，又称若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可向投诉警察课申述。敢问，若此制度真的行之有效，又何解会屡屡发生警员滥权的情况呢（注二）？

诚如“01观点”多次指出，现行的投诉制度实属“自己友查自己友”，而监警又没有调查权、处分权和定案权，令投诉机制难以发挥制衡及监督之用。根据监警会年报，投诉证明属实的成功率一直偏低，自监警会在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徘徊在10%左右。这样的制度设计，实在无法令市民信服，更遑论重建市民对警方的信任。

性服务业在本港一直处于“道德边界”，即使屡屡发生警员滥权之事，亦难唤起大众关切之情。但必须强调，这并非借口来纵容某些警员失德，践踏性工作者的基本尊严。

如港大法律学院学者杨艾文多年前曾指出，虽然警方内部有指引规管“放蛇”，但它并无法律效力，且不公开，即使警员违反指引，也仅会受到纪律处分，不会被刑事起诉。事实上，过去多年屡屡传出有警员以权谋私，榨压性工作者的劣行，正是警方多年的回避问题之果。事到如今，警方实有必要开诚布公，让指引置于阳光之下，让公众监察公权力的运作，才能重建市民对警队的信心。

案件编号：KCCC327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