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警会权力有限　市民难讨回公道

监警会于2009年起成为法定机构，负责观察警队。本年度的监警会报告显示，在已通过的2,872项投诉指控中，只有不足一半指控获得全面调查，证明属实的只占当中约13%。目前监警会只负责审核投诉警察课提交的报告，投诉的调查只由警方内部进行，监警会的监察力有限，令投诉难获公正处理。政府应参考外国制度，为监警会充权，助警队建立正面形象。

监警会于上周三（12月5日）公布工作报告，在2017/18年度共通过1,617宗须汇报投诉个案，同比增加逾4.3%，并已通过2,872项指控，当中50.6%涉及“疏忽职守”；其次是“行为不当/态度欠佳/粗言秽语”占36.3%；“殴打”指控则占6.3%，有181项。

不过，并非所有指控都获得调查，报告显示获全面调查的指控不足一半（1,010项），被列为“获证明属实”及“未经举报但证明属实”的只得68及45项，分别占6.7%及4.5%，而“无法证实”及“共无过错”的个案分别比去年增加30及26项，共有超过800项。另外，在其余的1,862项无需进行全面调查的指控中，虽然被判为“无法追查”的案例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仍多达893项，占47.9%。当然，将以上数据简单归结为投诉未获公正处理，并不公道，但现行的警察投诉制度问题丛生，实在难免招来质疑。

现行的投诉制度设有两层架构，分别是投诉警察课，以及监警会。投诉警察课属警队的部门之一，负责调查，向来被批评为“警警相卫”。至于由行政长官委任的监警会则不拥有调查权，委员只能据投诉警察课调查后撰写的报告，判断被投诉警员的行为是否违规。当然，监警会有报告的审核权，如果不接纳报告，可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是，由于调查的权力在投诉课，监警会的监察力仍然有限。

目前的制度设计，有机会令是非明显的案件迟迟未获公正处理。如14年的朱经纬案，投诉课起初称其殴打指控“无法证实”，在监警会反对下，投诉课于15年更改其判定为“未能完全证明属实”，再遭监警会反对，终在12月同意殴打指控“证明属实”。事件反映在目前架构下，投诉课可将案件一拖再拖，监警会的角色甚为被动。

即使警务人员被投诉警察课判定违规，并得到监警会通过，警方向违规的警务人员采取的行动亦被批评宽松。自09/10年度至17/18年度，警方少有向有关人员提出刑事诉讼，而主要以训谕方式解决。这数据或许不能直接反映警队徇私，但“警察查警察”的制度设计存在极大缺陷，就算公众据此大造文章，警队也难以辩解。

监警会的另一问题在其组成方式，据《监警会条例》第5条，特首要在监警会委任至少12人，包括1名主席、3名副主席及8名委员。2012年梁振英上任后，曾委任12名具建制背景人士担任监警会委员，惹来不少批评。当然，任命委员，应以能力为先，意识形态为次。但是，若然在意识形态上监警会的组成出现明显偏颇，只会增添社会争议，而近年监警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偏颇，亦为警察投诉制度再蒙上一重阴影。

监警会今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调查显示，市民对监警会的信心净值虽由去年的19%，微升至今年的22%，但满意度评分则较去年轻微下跌，仍难称得上让人满意。监警会的问题存在已久，这也间接影响到市民对警队的印象，政府是时候要作出改革。可供参考的，是英国监警制度，当地的监警会拥有调查权，并可将调查结果交予律政司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检控，能够避免“警警相卫”的批评，另外，英国的监警会亦规定要有民意代表，以增加公信力。其实这些建议，早由多方提出，改革能否执行，就只视乎政府的决心。

补注：本文刊载后，监警会指证明属实的指控包括“获证明属实”、“未经举报但证明属实”、“无法完全证明属实”的指控，共有134宗，占约13%。另外，警方就监警会通过的投诉个案向违规的警务人员采取的行动于09/10、11/12、13/14及15/16年度亦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