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通过恶法赶绝巴人　与种族隔离政权无异

以色列国会（Knesset）前日（19日）以62对55票，通过一条极具争议性的法律，正式介定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Jewish Nation-state）。 刚通过的《基本法》（Basic Law）除了完全无视国内约180万阿拉伯人的基本人权，还允许国家“授权具有相同信仰和国籍的人组成社区，以维护该社区的专属性”（Exclusive Character）。正如一位英语教师在访问抨击，议案通过后，“最讽刺的是以色列自称为民主国家”。事实上，以色列在过去数十年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及其殖民政策早已跟“民主”二字背道而驰。是次国会通过种族歧视法，并非“只是”踏上脱离民主管治之路，而是好比上世纪在南非实行逾40年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

以色列温水煮蛙　赶绝巴人保“国家安全”

虽然，在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宣言》写道“⋯⋯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但从过去数十年以色列当权者的言论及实际推行政策来看，上述的《宣言》内容犹如虚设，不但无法保护巴人的平等政治权利，更是早有预谋地收窄巴人的基本人权并将他们“去民族化”，并“国家安全”为由，逐步打压他者的生存空间，实现由犹太民族作为单一主体的国家。

立国初期，以色列的法律就以各种方式剥夺巴人的基本权利，并逐步提升犹太人为特权阶级。例如，1952年的《国籍法》就剥夺了75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民权利，并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身份（注一），令不少巴人不得不​​寻求归化以色列。许多人被剥夺公民身份并被驱逐出境后，以色列当局就以“缺席者财产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充公“缺席者”的财产，并将大部分原属他们的土地移交给半官方机构犹太民族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继而管理并转让至犹太人手中（注二），以配合官方拓展殖民政策。

所谓“缺席者”的定义，是指1947年11月29日后被驱逐、逃离或离开该国的人。属于缺席者的财产会交由以色列当局控制，作“财产保管”。——缺席者财产法

事实上，刚通过的法律并非近年才开始构想，而是植于于多年来以色列管治者对人口分布的恐惧。一如第四任总理Golda Meir曾表示，她对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感到困扰（注三）。另外，在2003年一个安全会议上，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对阿拉伯的“人口问题”说得更浅白，他表明“在独立宣言中，以色列应该是个犹太民主国家，为保犹太人‘特质’不受人口影响，是有必要确保犹太人占多数。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功融合，并占35-40％总人口，那么（以色列）将不再是个犹太国家，而是一个‘双民族’国家”。

虽然上述提及的政策和讲话并没有“明言”以色列正在实行种族隔离，而过去的领导们又多番强调自身是“民主国家”，惟过去半世纪的客观事实，就是以色列不只一次在美国袒护下，无视联合国决议案，将背离平等原则的法律强加于巴人身上，压榨他者的生存空间。在刚通过的《基本法》中，连违反国际法的犹太人定居点（即殖民政策）（见第七点），都给视为“国家价值观”给予“鼓励”。此等把巴人当作次等人类歧视和排斥，是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应有之义吗？

批评以色列不等同反犹　惨痛经历不能将罪行合理化

平情而论，长久以来犹太人在历史上面对社会排斥、歧异、隔离，甚至被纳粹德军的种族屠杀，其民族惨痛经历和遭遇，都不逊于现时住居在加沙和西岸的巴人。面对各种迫害，锡安主义（或称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强调犹太人在宗教和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联系的民族主义运动。锡安主义在理念上并无不妥，惟手段上亦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和公义。观乎以色列立国后对他者实行一连串的歧视政策，已背弃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基本共识。在文明社会中，昨天的苦难亦不等同今天政治领袖可假借“国家安全”为名，大肆破坏民主和践踏基本人权。

在2018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独立调查报告写道，“以色列政府继续对巴勒斯坦民众的人权实施严厉和歧视性限制；限制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地带；并协助以色列国民非法转移到被占领的西岸定居点⋯⋯以色列当局为定居者提供优惠待遇⋯⋯2017年定居点扩大后，以色列当局拆毁了381所房屋和其他财产，截至（去年）11月6日，歧视性政策可见于当局在东耶路撒冷强行驱逐588人，并几乎拒绝了所有巴人提交的建筑许可申请⋯⋯”。虽然内文亦有提及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的政治对峙，加剧了人道危机，但此亦不等同以色列可以利用非法、不人道、及违反国际法的野蛮手段，赶绝异己，以犹太人之名立国。

本文篇幅有限，未能就极具争议性的以色列存在权（Right to Exist）展开讨论，但必须再次强调，不论是犹太人、巴人或是其他种族，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已对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早有共识。须知，人权是凌驾性、不容谈判（Non-negotiable）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原因（包括国家安全）可迫使这基本规范进行任何调整。1994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赢得南非大胜，象征着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走向终结。今天，西方人权大国在批评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人权问题时，常常都“忽视”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盟国的人权状况同样糟糕。人权就是人权，理应置于同一标准衡量，而国家利益亦不应置于人权之上，这才是西方社会伪善之处。

注一：Abunimah, Ali. The battle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Haymarket Books, 2014.
注二：White, Ben, and Haneen Zoabi. Palestinians in Israel: Segreg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democracy.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P.22–50.
注三：Hirst, David.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 Books, 2003. P.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