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雇主陪伴撑过乳癌电疗　单亲外佣妈妈：她给我第二人生

最初知道自己患乳癌时，Amelie（化名）只是红了眼眶，但她的雇主Joy（化名）比她更快涌出了眼泪。从诊所到医院的一程地铁里，两个女人无法自控地落下泪来。
Amelie七年前从菲律宾来港工作，第一个雇主便是刚刚怀孕的Joy。患癌之前，Amelie照顾著Joy的子女长大，从不觉得日子难过。她要储钱，为了家乡患病的儿子寄医药费。患癌之后，她请Joy千万不要终止她的合约，想不到对方生气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解雇她。

（确诊一刻）我很震惊，又想表现得勇敢，我不喜欢她看到我伤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

与雇主在地铁上同哭

四月初，Amelie步出医院，流著满身汗，因为两颊瘦削，上下两排牙齿在她苦笑时显得突出。接受荷尔蒙治疗的乳癌病人不少人会出现潮热情况。“接下来五年要食荷尔蒙药，吃药后，感觉很热，晚上在庇护所睡不著觉。”医院里坐满了等候覆诊的人们，她想起在菲律宾公家医院也像香港，平民百姓总是要等很久才获得治疗。

确诊患癌是去年9月的事。一切来得很快，她洗澡时摸到乳房有硬块，便告知雇主Joy。Joy的亲人也有相关病历，她立即请假带Amelie去看医生。等了两三日，两个人去取报告，未入门，医生已冲口而出：“坏消息，是癌症。”

“我很震惊，又想表现得勇敢，我不喜欢她看到我伤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Amelie跟Joy搭地铁去医院，Joy把位置让给她坐。两个人一个站著，一个坐著，不顾途人目光就双双哭起来。

雇主：“从没想过解雇你”

在香港，Amelie的身份是一名外籍佣工。38岁菲佣Baby Jane Allas今年二月确诊患癌后被雇主解雇，带起立法会对于政府应要求雇主为外籍佣工购买医疗保险的讨论。政府今年四月呈交立法会文件，指香港公营医疗服务基本上优先照顾符合资格人士的需要；如外佣没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医管局会收取适用于非符合资格人士的费用。

雇主Joy（化名）说：“之前若果没有你，我们不能工作，你替我们看顾小朋友，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

这也是Amelie害怕Joy终止她合约的原因——现行法例下，只要外籍佣工被解雇，就会失去公营医疗福利，并须在两星期内回到菲律宾。Amelie的亲人在菲律宾私家医院治疗过癌症，费用大概是40万元。肿瘤每天扩大，她等不到当地公家医院。

但雇主也有难处。Amelie请求Joy不要解雇她，想不到她生气了，“她说她没这样想过，她一直fight for me。”Amelie患癌后，Joy的朋友责怪她为何继续探望Amelie，为何不与她断约，说Joy也不是很有钱，只会给自己添麻烦。“Joy说：‘之前若果没有你，我们不能工作，你替我们看顾小朋友，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Amelie抑压自己的激动：“她尽了力，我很感激。”

“我不坏，为何遇到这种试炼？”

雇主没有解雇Amelie，也有为她买医保，Amelie于是在香港接受治疗。Amelie不想雇主忙于照顾自己，也不想小朋友看到她病倒，便到外佣庇护所Bethune House（白恩逢之家）暂住。

她确诊患乳癌第二期。右边乳房肿瘤长4cm，医生曾建议她切除乳房后做重建乳房手术，但她想到要几个月才康复，就拒绝了。“我说ok，不用重建了。”于是切去了右边乳房。

用作术后消除残余癌细胞的辅助性放射疗程为期四次。“第一期疗程，哇，我超级累。晚上我想起床去厕所，但我又晕又痛，很想呕，受不了噪音，只想独自一个人。我无法形容那种痛，感觉很孤独，那段时间我以为我会死。”每次觉得无奈，Amelie便笑，笑到慢慢溢出泪花。

治疗比想像中艰难和反复，最后一次她后背痛到无法躺下，走路时腰直不起来。她以为切除手术后无后顾之忧，结果因有血块而再度开刀。“我大喊：不！我已经痛过了，又要再开刀？”她问自己也问天主：“我不是坏人，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试炼？”

在别的国家做手术很不容易，没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体上都很痛，我解释不到。

不再完整的女性躯体

一天一天掉落的头发堵塞了浴室去水位，Amelie干脆剪去长发。庇护所的朋友建议她留下头发纪念，她当时只一心想完成疗程，“每日都在倒数，想快点完结。”切除一边乳房后，伤口横跨胸前到腋下，她看著镜子，感觉自己不是自己。“看到镜中的自己很伤心，我觉得自己不完整。”

直至她临入手术室前，一个护士摸摸她的头颅说：“没关系的。”“突然我就哭起来。在别的国家做手术很不容易，没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体上都很痛，我解释不到。”她说。

庇护所较多菲律宾宿友，她感觉如回乡，放松下来，不时哭。电疗后她想练习乏力的右手煮饭，“那样我才能回雇主的家工作。”宿友不想她操劳，她暂时只能呆在床上看电视，有时读玫瑰经。在这里她听到宿友的遭遇，有被欠薪、被虐打的人，她想到自己的雇主：“常听到各种被终止合约的原因，我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雇主很明白我。”

单亲妈妈：死不可怕，最怕比儿子早死

Amelie有一个12岁的儿子，曾有两个不知原因夭折的儿子。到第三个儿子，医院终告知她儿子患上一种原发性免疫缺陷病（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最多活到九岁；还好没有成真。现时儿子在菲律宾医院接受治疗，每三星期要服一剂5ml、约8,000港元的药物，得基金帮助，儿子三个月能服药一次。

工厂工作无法支持她负担儿子的药费，所以她来港做家务工，每月人工一半给儿子，八百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寄回家乡建屋，没有储蓄。“我想儿子生存下去。”

对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儿子怎办？

丈夫在她出国后外遇，是Amelie意料中事。“现实是女人出国工作，男人便找另一个。”她走前甚至跟另一个女人摊牌说明，自己不想家庭破碎。结果两人分开，对方没分担儿子任何医疗费，但也没离婚；离婚费贵，她宁留给儿子治病。她说：“我不恨他金钱上不支持儿子，我只恨他不去探望他。”

她最怕比儿子早死。“对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儿子怎办？我想他先走，或者我俩一起走。”

我13岁打工到今天，承诺了自己50岁回到儿子身边，但突然患上乳癌。

“雇主给了我第二人生”

患癌前，她的退休计划是回乡后跟儿子住在家乡小屋，“小屋在山附近，好静，好多树木围绕，有点凉。”如果那时儿子终于能回学校上课，她便在屋前开杂货店，卖酱油、咖啡度日，姐姐和大哥住在旁边。

现在计划要延迟了，还不是回家乡的时候。“我13岁打工到今天，承诺了自己50岁回到儿子身边，但突然患上乳癌。以前我一直很健康，从不觉得自己会有病，不曾感到什么痛……”现在回想一直以来的背痛也许就是身体的最后警告。

她每天想著如何有力拿起一只镬铲，重新回到别人的家工作。雇主的子女有次冲上前想抱著刚覆诊完毕的她，“他们会问我痛不痛？还能抱起他们吗？我说暂时不能，他们便说Okay。”雇主知道她儿子患病，说如果儿子有天到香港，想请两母子去迪士尼玩。“七年了，我觉得自己是家庭一员，很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

这些患病的异乡人有些被解雇后回乡去，在菲律宾医疗制度底下生死未卜，也乏人问津。毕竟，他们被国家计算为劳动力输出各国，当失去工作能力，于香港或菲律宾而言就毫无价值。Amelie自觉是不用走上这条路的幸运儿，她重复又重复地说：“雇主给了我第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