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不绝口——赞育医院记载香港生育史

沿西营盘西边街一路依山而行至第三街交界，一幢五层高红砖建筑矗立眼前，续往前走，“赞育医院”四字招牌赫然刻在入口花岗岩门额上。这是刚踏入103周年、今年3月被列为法定古迹的旧赞育医院，是一间昔日服务无数华人妇女、迎接许多新生命的产科医院。年轻一辈或许未曾听过“赞育”大名，然而它却为香港妇产科发展开创历史，多年来一直为社区贡献，是香港医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者：罗佩佩、李衍澄　编辑：李颖晞　摄影：李颖晞／大学线

20世纪初，本港医疗水平偏低，华人产妇多在家中由缺乏专业训练的“执妈”（接生婆）接生。眼见当时婴儿夭折率甚高，教会伦敦传教士和香港首位女西医克宁医生（Dr. Alice D. Hickling）于1922年在华人聚居的西营盘创立了首间华人产科医院——赞育医院，由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管理。

赞育医院于1922开幕后便为产妇接生，翌年开设助产士课程，培训华人助产士，其后在1934年成为公立医院，1937年成为香港大学医学院教学部门，予医科生及护士学生进行实习。截至1950年，随著二战后婴儿潮出现，旧赞育医院接生累计约5万名婴儿。因赞育医院当时以低孕产妇死亡率及低婴儿夭折率闻名，医院门外常常出现孕妇连夜排队候诊场面。为回应庞大服务需求，赞育医院于1955年在医院道现址建新院，以增加产床；同年起，医院规定只接收居于中西区的孕妇、公务员及其妻室，以及有异常情形的高危人士，如患有慢性病的孕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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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人满为患　医护照料悉心

现年78岁的陈太分别于1968年、1970年及1973年在赞育医院诞下三胎，对赞育赞不绝口。她认为赞育是妇产科专科医院，除产妇外不接收其他病人，可减少接触病菌机会，故属意在赞育医院生产。她形容当时赞育医院“好出名”，是安全和信心保证，在分娩第一胎的住院期间曾见邻床孕妇借用亲戚的中西区地址，务求在赞育医院生育。当时医院孕妇过多，病房床位不足，陈太生第一胎时就需睡在走廊病床上，初生婴儿篮就放在床尾。

说起当年与赞育医护人员相处点滴，陈太赞赏医院护士“几好相与（相处友善）”，会协助她清洗分娩后被剪开的会阴伤口，也会观察婴儿食量调整奶粉份量，而医院病房助理亦会帮忙替婴儿穿衣、换床单等。

陈太忆述生产首胎时住院费每天二元，住六天要12元，加上入院和出院也要各付二元小费给两位“阿婶”（病房助理），所以共需20元（当时一碗叉烧饭要价约一元），认为赞育是最便宜而又能安心产子的选择。

我觉得我在赞育医院生（小孩）， 我会没事，我对它有信心。

漏夜留守为产妇　同事相处如家庭

曾任香港大学妇产科教授，现年78岁的黄谭智媛医生港大毕业后，在伊利沙伯医院完成驻院实习（Houseman）一年，她于1970年在母亲建议及个人兴趣驱使下，选择在赞育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逾二十年。她笑说赞育精神是“没有交更与下班时间”，回忆入职初期，有次接生时正值交更时间，因身体疲累就让同事接手处理，不料却在会议上被当时带领赞育产科团队的秦惠珍教授训斥：“她说如果你正在照顾那位孕妇，是不能因任何事而离开（岗位），直至她完全康复。”

秦惠珍敬业乐业的精神深深影响著黄谭智媛。七十、八十年代分娩的妇人接踵而至，加上长期缺乏人手，医护人员都会选择不回家，最多下班去“拍拖睇戏”，然后又回到医院，留在医院七楼宿舍休息，待婶婶（清洁工）敲门喊“执仔啦！”就上班去接生。但因当时赞育医院内电梯行驶较缓慢，护士宁愿跑几层楼梯通知医生。为了节省产妇等待时间，黄谭智媛会直接在产房隔间拉上帘子睡觉：

挂起白袍，拉一拉（帘），（要接生时）便最快（回产房）。

当时赞育医院的医生如此忙碌，黄谭智媛坦言是人手不足所致，不论医生或护士都不足够，故医学生大多要兼任护士工作，每名产妇都由一名医学生全程照料，负责量血压、记录子宫收缩情况及接生等。黄教授回忆，以前每位港大医学生需在赞育医院实习十周，通常需接生20至30个婴儿，甚至曾有热心学生接生达一百个。

虽然赞育医院工作繁重，但医护人员相处就像家人般温馨。黄谭智媛忆述当年如过了用膳时间，就会去高街、水街的大排档买饭或著见习医生（houseman）带饭煲盛载外买粥面回院一同分享。有空的医护也会煮粥给半夜值勤的同事，为忙于工作的同事送上多士跟咖啡作早餐，让黄谭智媛感觉分外窝心。

配错血型致死　分娩服务转院

尽管医生尽力为产妇提供支援，赞育医院亦曾发生数宗医疗事故。1977年，一名孕妇出现严重流血情况，但因赞育医院没有内科医生和正规血库，需将她转送至玛丽医院急救，惜最后回天乏术。后来调查证实是赞育驻院医生到玛丽医院为孕妇配错血型，导致孕妇失血致死的医疗事故。

这宗医疗事故令黄谭智媛记忆犹新，她九十年代担任玛丽医院院长时，便提出将赞育医院分娩服务转移至其他医院。2001年，赞育医院分娩及住院服务正式转至玛丽医院。

染色体分析　争分夺秒为胎儿解码

要让孕妇感到安心，除分娩服务外，少不得产前检查。早期赞育医院的产前检查时仅靠徒手检查胎儿大小及位置。至60年代，时任赞育院长李健鸿首次引入连续性监测胎儿心跳及胎儿头皮血取样的技术，在孕妇临盘在即时使用。1981年，胡忠夫人产前诊断化验室成立，成为香港首间开展临床及实验室产前诊断服务医院，专注染色体检测，帮助及早发现胎儿疾病。

现为都会大学科技学院副教授陈远光，由2011至2021年在胡忠夫人产前诊断化验室工作，曾担任主管，期间也参与医院记录存档工作。陈远光入职时，赞育医院分娩服务已转移到玛丽医院，仅保留产前产后服务及化验室，处理来自全港公立医院的胎儿样本。他所属团队每星期需与医护人员开会，以确保前线服务与后勤化验的工作进度相配，例如报告要与孕妇或婴儿所表露出的症状吻合。

默默付出　将心比心

为胎儿分析基因是繁琐且耗时的任务。陈远光说有经验的同事一般一天最多只能分析二至四个样本。但面对紧急情况，他也曾用短短五小时完成化验报告。

当时一名刚出生的婴儿心脏出现问题，医生急需化验报告决定治疗方案。但陈远光星期五晚才收到样本，周末为实验室休息时间，于是他决定翌日自行加班，早上7时回到实验室撰写报告，至中午12时便完成化验报告交给医生。陈远光如此著紧及早完成化验，全因他知道每个婴儿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大家将来都会为人父母，或者已经为人父母，将心比己的心态会令我们做事上心点。

用心付出，有时可能有惊喜回报。陈远光分享有一天开会后，打开门竟看见一对双胞胎拿著蛋糕，邀请医护一同庆祝他们5岁生日。原来双胞胎的母亲受过赞育医护人员的照顾，她带著双胞胎回来亲自感谢他们，这个场景感动了陈远光：

我们（医护）开完会刚出来，一对孖生仔拿著蛋糕说“我们等了很久”，（最后）我们跟两兄弟拍照。

划时代的赞育医院　开创性毋庸置疑

“赞育医院的开创性和划时代功能是不能够（被）否定”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文化保育）黄竞聪博士指出，赞育医院在香港生育史，以及华人对西方医疗观念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华人原本信奉中医，直到1894年鼠疫爆发，东华医院的中医效果不佳，西医才逐渐被华人认可。赞育医院作为全港首家华人产科专科医院，提供专业生育服务和培训医护人员，成功降低婴儿夭折率，向华人展示了西方医疗技术的优势，后来也愈来愈多人在赞育医院生育。

他亦提到，由伦敦传教士克宁医生创立的赞育医院亦别具时代意义，皆因当时殖民地政府未将医疗视为优先，资源分配有限，突显当时民间行动对建立赞育医院的重要：

如果不是由民间发起，（赞育医院）未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现，可能推迟十年或者二十年。

建筑给合中西特色来吸引华人

黄竞聪认为旧赞育医院能被列为法定古迹与其建筑特色有很大关系，旧赞育医院大楼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特色，既有红砖建筑的西式风格，又有“金字顶”的屋顶来顺应香港夏天多雨的天气，及有大窗用作通风与采光，都是其建筑特点，加上西边街正门的“赞育医院”牌匾与对联“好生之谓德、保赤以为怀”，为清代遗老陈伯陶所书及赖际熙题上，这些中国元素令华人更愿意接受赞育医院与西方医疗。

赞育转型　依旧服务大众

1975年香港初生婴儿数目近八万，但时至2024年，该数目已下降至近四万，徘徊在全球生育率排名榜尾位置。港岛区不再是人口拥挤之地，妇产科服务亦已分散至医管局各联网医院，赞育医院的地位逐渐淡化，转型成为日间中心，提供产前及产后护理、推行健康教育计划及精神科复康等服务，而医院西边街旧址亦已改为西区社区中心。

虽然赞育定位改变，但不变的是，不论在旧址或现址，赞育一直扎根在西环为市民服务。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