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传译员短缺　聋人求医苦不堪言　有病患申请5次全被拒

医管局自2008年起提供手语传译服务，惟多名聋人申请服务时被拒，面对沟通上的鸿沟，聋人即使有病亦难以表达病况，有苦难言。

聋人李国声在搬货时脚下一滑，从货板跌落地面，锥心之痛从腰椎传来，顿时动弹不得，被即时送往医院。急症室内没有手语传译员在场，他只能奋力挤眉弄眼，以表情表达痛楚。后来留医期间，医护一直以纸笔与识字程度有限的他沟通，他耗尽心力仍难理解陌生的医学名词。白墙之内，听不到声音，说不出话语，眼睁睁看着医护急速来往的步伐，李国声的周围如同筑起了一个无形的屏障，仿佛将他与外界隔绝开来。

自2008年起，医管局为辖下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紧急及可供预约的免费手语传译。惟服务推出多年，部分聋人求医时仍面对申请被拒，申请紧急传译服务未尝成功。听不见、说不出的聋人求医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10个聋人申请9.5个被拒　点图了解更多聋人求医时遇到的困难：

现时63岁的李国声，7岁时因一次意外跌倒，导致双耳全聋。被困在无声世界的他，与外界沟通艰难，亦跟不上同龄人的学习进度，11岁才入聋校就读小一。当时老师主要以读唇语教学，甚少教他执笔写字，亦不会解释字词的意思。后来他在中一时辍学，至今识字程度非常有限，因此手语成了他最能完整表达、接收资讯的语言。

读写差沟通难　聋人有病没法诉

2014年，从事送货工作的李国声在搬货时从货车上失足，被送往急症室。在没有手语传译员的情况下，他难以与医护沟通，只能用手指指住腰部、皱著眉头，以示“好痛”来表达病况。意外发生后，李国声经抽血检查发现患有血癌，需住院治疗。当时他不知道医院可提供手语传译服务，院方亦没主动提供传译员，住院半年间，他只能依靠儿子协助传译，若儿子不在身旁，“写字，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够写字。”他打著手语，无奈说道。

奈何李国声的读写能力有限，单靠纸笔难以与医护人员沟通。记者访问期间，用纸笔写下几个与血癌有关的病征并让他辨认，再让他用手语表达字词意思，期间有传译员翻译。记者发现，他难以理解完整词语的意思，只能根据字型猜测，在看到“血压”一字中的“血”字，便将它误解成“血癌”。李对其病情的认知有限，如谈及癌症期数，他会表示自己没有“第几期”的概念，医生只有告知他病情严重，直言：“我知道自己有血癌，知道是危险的，但只能明白基本的字词，遇到更高深的文字时只能够理解一半。”

医管局有紧急传译服务提供　聋人：未曾成功申请

抗癌4年间，李国声覆诊时多靠亲友及聋人机构帮忙翻译。癌症康复后，有一次聋人机构的传译员无法陪他覆诊，于是帮他申请了医院的手语传译，他才得知医院原来会提供传译服务。现时他每隔半年便需到医院覆诊，每次都会预先申请医院的手语传译服务，惟5年来只有2次成功预约到。他又指，过去曾有传译员迟到2个小时，甚至失约，令他只能即场找朋友进行视像传译。

医管局指出，除供预约的手语传译服务外，亦会提供紧急手语传译服务，传译员更会平均于1小时内到达现场。不过，李国声过去曾多次因血癌并发症入急症室，却从未成功申请到紧急手语传译服务。每当他写字向院方要求手语传译员，医护人员也只叫他等待便没有下文，即使他向医护人员要求安排视像传译，对方也只回复：“太急了，安排不到。”

除应诊过程之外，聋人亦需依靠传译员帮忙留意医院的叫号情况。李国声曾独自覆诊，当时医院没有显示屏幕，令他苦等2小时才赫然发现坐在等候区的人已陆续离去，询问医护人员后才知早已叫过他的号码。

5次申请紧急手语传译均被拒

根据政府统计处2021年的调查报告，全港有逾两成听障人士只有小学程度。然而手语传译的需求不限于读写能力不足的聋人，因手语更符合听障人士的语言接收和表达习惯，具备书写能力的聋人在就医时同样需要传译帮助，让整个沟通更准确和迅速。医管局于2008年开始提供手语传译服务，惟许多聋人和医护都不知有此服务。

聋人路骏怡拥有副学位学历，具备中、英文书写能力，平日需靠手语沟通。她在2017年通过医院传译服务的宣传海报知悉医院有手语传译服务。然而她曾5次于急症室求诊时申请传译服务，均遭拒绝。此外，有医护在她要求手语传译服务时表示毫不知情，并告知她“我们没有这种东西”。这令她不禁质疑，院方的宣传海报只在“做样”，无法提供24小时待命的传译员。

在没有传译员陪同下，路骏怡让朋友以视像形式协助传译，但曾有医生不理解状况，误以为她拿著手机进行摄录并制止她，以致她需花时间向医生解释。在疫情期间，她亦曾使用院方提供的视像传译服务，但由于部分医院的网络不稳，导致视像传译期间出现“卡住”的情况，严重影响沟通。路骏怡指：“当（医生）说明一些关于手术、复杂的内容，我真的不想‘隔住个屏幕’（去理解），我希望有真人在我面前解释。”

YouTube纪录遭遇　望聋人关注自身权益

面对不公，路骏怡屡次向医院投诉，更以短片纪录其求医经历，并上载至YouTube，望提醒其他聋人在遇上同类事故时能勇敢发声。

她直言聋人群体中有部分人的语文水平不高，社会及医疗系统没为聋人提供足够的宣传和教育，令许多聋人对自身权益感到“蒙查查”，又指：“健听人发生事故时可以去争取、争辩，但聋人发生事故时真的是有口难言，他们在权益方面受到很大忽略。”

医院传译员时薪比法庭低　难有全职翻译

“香港翻译通服务”（下称“翻译通”）于2010年成立，其后成为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和诊所传译的服务承办商，截至2020年5月，“翻译通”可提供手语传译服务的传译员仅得16名，且皆为自由工作形式聘请，传译员无需随时候命，有时间会接个案，没有时间便拒绝。

手语传译员胡歴恩3年前开始受聘于“翻译通”，未有正职时平均1至2个月会接1宗传译工作，奈何每次陪诊传译都需预留2至3小时，因此她1年前开始全职工作后，便没有接过传译工作，亦未曾被即时传译服务传召过。“公院覆诊很多时都是早上9时，下午2、3时等，因为我当时有正职在身，那些时间我是不会去到。”她透露，今年2月“翻译通”一共向她派出5宗传译工作邀请，但她全都拒绝了。

医管局传译制度上缺少全职的传译员，背后原因或出于他们的薪酬。胡歴恩透露，医院的传译员时薪较低，为100至200元内，而法庭特约手语传译员的时薪则为300多元。在医院和法庭，传译员都需具备相当的质素和资历，她不解为何医管局的传译员无法享有合理待遇，令医院手语传译员长期不足。

她建议医管局提供长期驻守医院的手语传译员，传译服务承办商亦可更改制度，让传译员预留某段时间并随时待命，确保24小时内都有传译员为聋人提供服务。

医院传译服务缺保障　被指形同虚设

聋人慈善机构“龙耳”于2008年创立，一直为聋人争取权益，并提供免费手语传译服务，由于“龙耳”不受政府直接资助，因此需申请坊间不同基金以维持运作。创办人邵日赞虽为健听人士，但20多年间曾为无数聋人服务。眼见聋人在社会上的待遇一直未有改善，今年63岁，本可享受退休生活的他，甘愿投放所有时间处理聋人求助个案，同时兼顾手语传译工作。

“龙耳”现时有约4000名会员，碍于全机构只有5名全职传译员，邵日赞需亲身陪同聋人到医院覆诊及看急症，并为他们翻译。现时他平均每日都要陪同3至4位聋人到各区医院及门诊求医，最高峰时更曾在1日陪同11名聋人求诊，甚至需于凌晨陪伴聋人到急症室，全年无休。邵日赞指，聋人与传译员的关系通常都很密切，在面对较难堪、尴尬的求医问题时，部分聋人会选择交由合作已久、信赖的传译员陪诊。虽则如此，他认为医管局有责任为聋人提供传译服务，不能只依靠聋人自己寻找传译员。

他批评医院的传译服务形同虚设，“10个聋人，有9个半都申请不了”，又指20多年来，从未成功在急症室为聋人申请到紧急手语传译。他续指，整个制度透明度低，过去即使发生与手语传译服务有关的事故，医管局依然拒绝公开传译员及服务相关纪录。在没有惩罚机制下，即使提早预约传译服务，传译员亦可临时失约，他愤然道，“医院都没有机制（保障聋人）！那么随意！”。他促请医管局保存服务纪录，让聋人在遇上问题时可作出申诉。

医护欠理解　聋人住院遭捆绑手脚

传译服务虽存有漏洞，但邵日赞认为，聋人在求医路上的不便，部分来自医护人员对聋人社群的不理解。他表示，许多聋人在住院期间，因做手语时肢体动作较大，看起来像是在“搞事”一样，而遭医护人员捆绑手脚，在被捆绑的状态下，聋人连“想去大便”等基本诉求也无法表达。

邵日赞忆述过去曾陪同聋人进行X光检查，期间医生竟大声对聋人说“吸气，忍住”、“侧一点身，侧一点身”，使得他要在X光室外拍门叫停，向医生解释聋人听不到指示。他认为在X光检查、照超声波等医疗程序前，医护人员需告知传译员注意事项以便向聋人翻译，惟医护每次都以“得㗎啦”或怕麻烦的态度拒绝，他无奈指，每次遇上这些情况，都是白费心力，徒劳无功，直言：“一般人不知道（聋人需求）可以原谅，但医护界不知道聋人的事，我觉得很奇怪。”

屡次投诉未有效果　医管局数据引质疑

邵日赞过去曾多次就聋人求医问题向医管局作书面投诉，但医护态度及传译服务仍然没有改善。医管局表示，过去3年只接获2宗关于手语传译服务的书面投诉，惟邵日赞却指，他在过去3年曾作3至4次书面投诉，而当面向医院病人联络主任作出的投诉亦有4至5次，认为医管局公布的数字十分荒诞却无从求证，对可信性表示质疑。

医管局回复本刊指，过去1年曾提供超过1500次手语传译服务，又指公立医院已印备及张贴海报，协助病人了解如何使用有关传译服务。而就过去1年所提供的手语传译服务中，有多少宗属紧急服务，以及在没有手语传译员的情况下，局方有否为医护人员制定指引，以确保能与聋人有效沟通，医管局则没有作出回应。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手语传译缺　聋人求医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