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厂重建】制文件绳半世纪　前景未明　视障父子披工运战衣

单义豪失明后，大半生在盲人工厂里跟机器度过，后来小儿子永生出生后患弱视，在他脚边抱著机器成长。一个又一个拉动绿绳、踩下啤机的清晨和午后，智障人士、盲人和精神病康复者，制作一批批绿色的文件绳、纸品和衣服，送抵政府部门和社福机构。
但这幢有56年历史的香港盲人辅导会工厂暨庇护工场将要重建，前景未明、过渡安排不善⋯⋯令单义豪想起1968年盲人发起的一场工潮——当年100多个工人要求工厂支出稳定月薪，保障工人生活，那年他27岁。他没想过78岁的自己，会因为担心工厂消失，而要再披上工运战衣。不同的是，在半世纪后，今次父子兵一同上阵抗争。
（【盲人工厂重建】专题系列报导之一）

患麻疹导致失明

单义豪几岁大时，战争将近尾声，他患麻疹导致看不见，逐渐感知不到光暗。在盲人学校毕业之后，他不知往哪里去。他知道有盲人流连街上乞讨，每星期会去油麻地领白米、腐乳等食物补助。

同样看不见的朋友跟他说，他无亲无故，该想想将来生活。1956年，香港盲人辅导会成立，为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1963年经赛马会拨款正式在九龙城木厂街设亚洲首间盲人工厂。单义豪1958年加入工厂，投入高速运转的工业世界。工人受训时织藤、造啤酒木箱、大量竹扫把和地拖，一脚踢出货予不同公司。学员把白杖挂在窗边，单义豪与其他人肩其肩，双手在竹扫把末端绕结。70年代时，工厂年产170万把扫把，是全亚洲之冠。

每件货品　都是对生活的计算

对工人来说，那不只是一幅盲人落心落力带动生产的光景。每件货品对工人来说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计算，是生活的计算。当年工友薪金断件计：木箱赚得最多，造一个有四毫子；扫把三毫子半；地拖最差，只得一毫子。埋单计数，单义豪一月赚来60多元。

领援助被骂：别以为政府会养你一世！

1968年工潮逼使工厂换工种，连日报导也叫人知道盲人的工作能力，单义豪觉得倒也算成功。他和在工厂结识的恋人结婚，1973年大儿子出生带来伤残津贴和高龄津贴，他觉得政府推出援助跟工潮也有关系。

生于40年代的单义豪，口中总重复这一句：“盲人不会累社会人士。”他很想证明盲人也能自食其力。“盲人工厂生产力跟其他工厂一样好。”这种想法或来自于残障人士长年被视为社会负累。

目前工厂分为工厂部及庇护工场，合共加工、纸品、车衣、仓务、文件带及客户服务六个组别，提供衣服、布袋、纸箱制作、场地清洁、电话推广、产品包装、钢琴调较及邮件处理等工作。工厂上年度营业额达约1千6百万元，比2016/17年少约41万元。

重投工作后　取消领援助

他永远记得1980年代，老婆受精神困扰，他辞退工作照顾家庭，到社会福利署领综援，“官员跟我说，你别以为政府会养你一世！好激气，永远记住这一句。”重投工作后他便取消援助。在讲求生产力的社会里生活，工作赋予他自主和尊严。“买𩠌、饮茶，使自己钱、喜欢怎样用便怎样用。”

工厂长大的儿子　任十届工人代表

工作赋予他一家更加多——没有工厂，单义豪不会遇见妻子，单永生不会出生。“永生午饭时间凑近我的手看我怎样制作文件绳。我啤左边，他啤右边。”患先天白内障及弱视的单永生就是在工厂做功课、看电视和碰机器长大的孩子。

“那时常想自己会不会有机会在工厂做？”父亲遭受的歧视，直至儿子外出社会工作的1990年代，仍然缠绕视障人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毕业后，单永生打过好几份低薪工作或遭受歧视，结果兜兜转转，1998年还是回到工厂制文件绳，与熟悉的啤绳机和收音机度日，结识同是工友的老婆咏雪。“好多一对对㗎。”

父亲对工作执著有其原因，单永生从小便知道。“领援助时政府家访，我听到他问我爸今餐怎么食鸡翼，咁好𩠌。”他也知道，父亲参与当年工潮捍卫盲人的劳工权益。他日后担任了十届文件绳组工人代表，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不可以被人歧视，我们有自主和自理能力，有独立性，也不想靠援助。”

土瓜湾搬屯门　工友斥考虑不周全

不过，2013年，香港盲人辅导会向政府申请“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要重建工厂为综合康复服务大楼。

直至2019年2月底，工厂共有101位智障人士、29名精神病康复者、23名视障人士及一名听障人士在盲人辅导会工厂暨庇护工场，其中55名为工友，余下为学员。去年11月，辅导会发信告知他们工厂将于2021年重建，过渡期内工友和学员要先到屯门盲人安老院至2024年。在九龙住的单义豪、单永生和妻子咏雪不同意这安排，“家里若有突发事情，怎么办？”连住屯门的工友也说要大家重新适应交通，考虑并不周全。

退休后转为“学员”　薪金大缩水

单永生是受薪“工友”，结合工作表现计算月薪，约6,000至8,200元不等；单义豪2004年重回工厂，后按55岁退休规定转为“学员”，不受最低工资保障，酬劳由社会福利署资助津贴的每天26.5元及制作件数计算，每月只约赚2,000多元。所以，即使会方安排接驳车，车程耗时，他们怕变相缩减学员工时和制作件数，薪酬比之前更少。

他们提议利用石殎尾南昌街总部或由政府协助善用废校，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亦提出在附近找寻“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或安排分期搬迁。“会否有空间优先处理工人临时过渡？”

盲人辅导会：迁往屯门是现时唯一选择

香港盲人辅导会回复，重建是为了改善服务环境，期间及新大楼建成后服务单位仍会继续提供服务，又指自2016年开始觅地，迁往屯门是现时唯一选择。社会福利署亦重申盲人辅导会的说法，指辅导会曾寻找不同地方，但因环境卫生、安全、空气质素和空间问题而未成事，指会协助服务使用者适应新环境。

未来工友学员比例不明　社署及辅导会：按市场需求

早年会方指重建后不会保留现有运作模式，工友担忧工作不保。工友开设了Facebook专页，也找来张超雄帮忙促请政府介入，终在今年3月与劳福局、社署、盲人辅导会会面，会方会上承诺保留工友身份。

张超雄担忧工厂经过渡期至重建完成，会随工友逐渐退休而削减现时聘请受薪工友名额，盲人辅导会回复记者时亦未明确答复会承诺现时工友、学员比例不变。社署亦指重建后，辅导会“按市场需要安排业务。有关工友与学员的比例，则需视乎实际需求及情况而定”，意味未来55名的工友身分有可能随市场需求低而被削减。

“有能力生产”却被当“没能力给意见”

更让两父子困扰的，是整个过渡安排上，感觉自己被视作“没有能力给意见的人”。“一个社工，一个经理，入房给你一封通知信，见家属，问意见。我们很反对个别面谈，前辈说过这样会氹工友跟大队。”儿子说。父亲续说：“分开便容易说服。”

“你们样样没有跟我们沟通，只是定好过渡安排，煮好一锅饭，食啦！这种态度是看不起盲人，觉得盲人和智障人士没用，只当我们是服务使用者。但我们有能力生产，有能力照顾自己。”单义豪忍不住动气：“感觉就像回到1968年，直情是倒退！”

但这场抗议可能比1968年更加困难，单永生说一些家属认为只要智障子女有工作便好，也有些人不敢作声。“如果我们不说话，就会任对方宰割。”单义豪说。单永生希望保留盲人工厂的品牌和运作模式，未来发掘更多新工种予年轻的残障人士。工厂亦不只是工作场所，而是盲人在此生活、认识伙伴、建立历史和尊严的空间。“你训练我们（残障人士），都要有生活、有工资，不应该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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