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者的爱情．二】婚姻不是劳工输送　阿石的理想爱情

当阿石想念那些未失明前的影像，或是某个人，他便会记下与那人认识的过程，想念她什么，直到思念退却才停笔，有时一写就是几日。盲人没有影像的权利，没有相片与影片的凭吊，他只能牢牢地抄写自己的记忆。访问时，我几次觉得阿石其实看得见，他会顺应我的声音，用他明亮的眼睛看牢我，但眼睛的聚点仅是我的声音。于是我好奇地问阿石现在看到几多。他眼睛骨碌一转，叫我当他完全失明。
摄：吴炜豪
（此为视障人士爱情报导系列之二）

宁愿别人当我完全失明

“我已经近乎完全失明，‘完全’这两个字让我多了自由——如果不谈社会条件上的匮乏，只从存在的感觉而言，完全失明是种莫大的幸福，使我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安舒。最痛苦的反而是处于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时期的我常常被加诸不同的要求，要努力摸索，摸错了，挫败接而认错，那才是最痛苦的。”

他说，社会对视障的认识贫乏，为了表示理解，媒体总是要申明他们拥有几多成视力，其实有一些人已与完全失明没两样。问盲人剩下几成视力，是一道很残忍的问题，把人的不幸指标化，以满足社会需要量化数据的目的，是眼前这个社会对弱势习以为常的不人道。

“很多事，作为残疾人士我没得选择，像盲人出街拿不拿手杖，选择只有两个，拿和不拿。我拿杖出街，人们识得避开你，扶你。但不拿手杖，走路撞到人，被闹；上小巴入错钱，被闹；找不到空位，又闹——许多弱视的人于是不得不透过扮盲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权利。这就是社会常态的变态，他们对视障与弱视者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只知你是盲人，没有中间，没有过渡。”

看完，他又是一轮苦笑：“原来我一旦申请综援就更不能结婚。一旦结婚，政府就会将我和妻子的人工计在一起，那么我便过不了资产审查领不了综援——妻子便要养我。就算我不结婚，与父母同住，也不能申请综援，因为与我同住就要以家庭单位作资产估算，但如果一个盲人四十几岁，父母早已退休，无理由要他们养他，但这边厢政府不理他，外面又无人请他，这个盲人应该怎样做？”今年年头，政府正式取消了“衰仔纸”（不供养父母证明书）制度，相关文件改为由长者个人提交，但残疾人士一方却未被考虑，情况依旧。

“许多人只知你是盲人，没有中间，没有过渡。”

爱情中不是找一个照顾者

他不想成为爱人或家人的负担，不认为爱情中必须存在照顾的成分：“中式婚姻制度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劳工输送的过程，这种将亲人视作功能化的传统其实恶劣，它既抹杀了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令两性关系更不健康。”

阿石说，上至政府福利，下至大众想法，社会将亲属照顾者严重劳工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必须负担起照顾伤残子女的责任、夫妻必须在对方患上长期病患时成为贴身照顾者、子女在年迈的父母患病时长跪膝下——最后导致了大量社会悲剧。

无数伦常惨案也在说，一段再美好的关系也不一定可以承担那样的担子。“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我将成为她的负担，最后互相拖累，造成伤害，我宁愿不结婚。”婚姻是那么美好的憧憬，但理性一再告诫他，如果他不能在财政上独立，婚姻并不适合他。

“香港很早便需要成立一套相关的公共支援系统，不应该在照顾者仍在生时，将长期病患或残障人士的重担推到他们身上，到他们都过身了，就问都不问便把病人送到院舍——这种有家人就逼家人照顾，无家人才强送院舍的社会支援模式二元对立，并不符合人道精神。”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受访者名字可能稍经修改。）

除了阿石的故事，还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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