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创作舞台剧《5月35日》　庄梅岩：六四从未讲清楚！

舞台剧作家庄梅岩，多部作品都直面社会政治，《野猪》放大港人对政治及新闻审查的恐惧，《教授》从学生抗争出发直戳大学教育痛处，批判不留情面。但对她来说，六四是人生中必需要写题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想如何去写却从没沾手，因为她一直在等待一个“calling”（感召），能够令她决心触碰这个神圣题目的感召出现，直至当上妈妈，理解为人母亲的责任和意义，能代入天安门母亲的悲痛，她觉得是时候了。新作名为《5月35日》，今年5月31日首演，这次庄梅岩以六四死难者亡魂的视觉，去看天安门母亲的剧作，更让观众去思考，在强权下就要扭曲地生活。她坦言从搜集资料那一刻开始，压力已从四方八面袭来，甚至排练地方也要保密，但她坚决要完成这次演出，“六四还有什么好讲、有什么未讲？其实我们从来都未讲清楚过，从未得一个答案，从未面对过历史。”

艺术家应该不畏强权

1989年，庄梅岩是小六学生，她记得北京民运期间，班主任让她们一起剪报、讨论时事，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去接触社会、国家大事。最终这场民主运动以六四的子弹和坦克镇压告终，“我当下虽然只是一个孩童，但还是很震惊，因为知道什么是生死。看到电视上开枪，看到父母亲、师长和社会各界的悲痛，明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福建出生，庄梅岩两三岁跟随在文革幸存下来的父母来港，双亲的耳濡目染、回乡探亲的所见所闻，令她对暴政有所认识，“政治的黑暗如何摧毁人生，我并不陌生。政府专制、独权，没有自由和发言空间，是很苦的人生，最坏可以连命都没有，而且是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六四印在庄梅岩的脑海中，升上中学后，身边的同学朋友纷纷移民，她的家庭环境不容许选择此路，但这一切令她知道，原来北京的枪声影响着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亦影响着自己的性格和选择。

中学毕业后，庄梅岩入读中大心理学系，之后到演艺学院攻读编剧深造文凭，又获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戏剧硕士。“艺术是一种很关照自己人生、剖析自己性格的科目。拆解自己身份、喜好、目标时，发现原来追求自由、民主，抗议暴政这些元素，早已在自己血液中。”庄梅岩觉得，艺术家就是应该不畏强权，正如推翻共产政权后担任总统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以及现代主义戏剧之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他们笔下的剧本，都是与社会政治有关，“为何我们自己社会没有这类剧本，我应该要去创作这类剧本。”

剧作风格揭露现实     要求观众直接思考

庄梅岩笔下的《留守太平间》，讲当无国界医生面对理想和现实的挣扎；《圣荷西谋杀案》借一对朋友重聚揭开人性阴暗面；《野猪》将很多香港人最感恐惧的政治与新闻审查挖出来放大；《教授》从学生抗争出发直戳大学教育痛处；《短暂的婚姻》讲幸福总的脆弱和稍瞬即逝，机关枪般的长对白，逼观众不断思考，不可怠惰。

不过有一个题材，庄梅岩一直未有触碰，这就是六四。她读演艺学院时已经想以六四为题材创作，这个想法一直在脑海中，但未找到好的述说方法，庄梅岩形容似是宗教上等待“calling”（感召）。两三年前她等到了，“儿子长大，教他社会、人生意义时，我开始慢慢理解母亲的责任。我代入到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感受他们会对惨剧，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难过。”

代入难属世界     从孤独中看见愤怒

世上有千万种方式讲六四，得到感召后，她深信以母亲角度出发，展示出来的爱更见真切，惟艺术技巧上仍然平庸，最终以死难者亡魂的视觉开笔。故事描写一对夫妇，孩子在六四时死去，妈妈很想去追讨，惟丈夫因种种原因和压力而放弃。三十年后，夫妇已经老去，妈妈决定反抗，不是要推翻政权或找官员问责，而是想做最简单的事情——到天安门广场路祭。这是庄梅岩在父母生病时最直接的感受，“他们生病我可以照顾，但天安门母亲要独自对人生漫漫长路，我代入那种孤独，觉得用亡魂的角度力量更大。我无法想像，假如我离开这个世界，父母如此伤痛下，还要遭受不公平待遇，被政府控制言行和自由，如果我看到会很愤怒。”说这句话时，庄梅岩语气愈是平静，旁人反而愈会感觉到她那种压抑的激动。

《5月35日》由两位年轻演员郭翠怡、邱颂伟，饰演剧中丧子的父母。庄梅岩希望可以带来黑色幽默，而导演则由李镇洲担任，“我并非对这个剧本有100%信心，我需要一个有担当和有能力的导演与我一起走这条路。”她说埋班时均是找最合适的人，并无担心演员受压退而在选角时自我审查。

借剧名来想像    将来港人要擦边球？

六四是一个敏感词，在中国内地，人民总要打擦边球去提起，“5月35日”是其中一个说法。庄梅岩以此为剧名，却非自我审查，“香港人不明白，在如此政权下就是要这样扭曲，我们想不想过这些生活，十年、二十年后讲六四，是否要像内地那样用擦边球呢？”

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公开讲六四，但现实是，今时今日在香港，无论做出版或拍电影，自由创作空间愈见收窄，红线处处，大家为保住饭碗，大多选择妥协，惟独剧场界仍能保住头上一片青天。庄梅岩认同，剧场是个最美好的地方，因为电视、电影，牵涉很大银码，必与政治挂勾，“难听地说，入剧场这行都不太在意这些，所以我们守原则守得更紧。”

《5月35日》是庄梅岩与“六四舞台”合作的结晶，后者创作多出与六四有关的舞台剧，包括六四二十周年的《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和之后的《王丹》、《那年我的孩子十七岁》、《让黄雀飞》等，舞台剧首演后，会到不同学校巡演。以往曾经发生过有工作人员收到电话而退出，亦有学校受压而拒绝。

庄梅岩说，创作《5月35日》时，在资料搜集阶段开始，就受到不少压力，“有人叫我们不要做。其实最好全世界都不再提（六四），然后人人遗忘这件事，再叫‘爱国使者’出来说‘根本无死过人’、‘你们在作大’等。”在此她不愿多谈如何受压，并非因为害怕，而是不希望在演出前模糊焦点，“人人都说审查、创作人遇到的压力，但我们不要忘记八九六四的死难者和家属，以及一切要逃亡的人、受苦的人。”

她希望《5月35日》演出后，让非牟利团体可继续在不同学校继续排演这部剧本，透过剧场教育，继续感染新一代坚持下去，因为历史总是不断重复，正如要纪念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就是要明白帝国主义的极致与贪婪的下场，“六四也是历史一部份，要吸收错误，要让当权者明白，这样残杀一班人是错，但他们连认错也没有，何来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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