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门四君子周舵　难忘与军官谈判撤离广场生死一线

“事过境迁了，误打误撞，我是‘被绑上去的’。仅仅是因为最后救了这几千人，我才绝不后悔，才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周舵看着三十年前他最为人熟悉的照片时，感慨万千。那是1989年6月2日，他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门广场见记者宣布绝食，四人后来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两日后的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枪镇压。周舵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他说共产党激进革命文化，影响1989年北京学运和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他思考中国走入民主宪政的可能性，但被问到近年民主是否倒退，他婉拒回答：“这是那条最粗的红线，是不能碰的。”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报道：寻记忆　思前路天安门四君子周舵　难忘与军官谈判撤离广场生死一线天安门四君子周舵反思激进革命文化：民主宪政路遥遥

敏感日子依然“被旅游”

“四君子”后来命运各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前在狱中死于肝癌；高新早年流亡美国至今；歌手侯德健已回到内地演出舞台，不再谈政治，更为被视为赞颂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歌曲《中国梦》作曲，记者两年前曾联络到侯德健，但他拒绝接受访问；至于周舵，去过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又回到中国。

与周舵相约在北京郊区的一间咖啡厅访问，他说电话依然长期被监听，敏感日子“被旅游”。他曾在十年前，即六四二十周年时根据内地法律和程序，申请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换来的是被软禁在家；今年他并无特别行动，但早已被告知不能出国。

1989年，周舵是当时内地最大科技民企四通集团的高层，更早之前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亦曾经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的公共知识份子。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民运，周舵依然历历在目。

当改革派桥梁​　动员各界精英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和游行，悼念胡耀邦，争取民主自由；到4月26日，时任总理李鹏趁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时，促《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激起学生和市民的情绪，学生要求撤回“四二六社论”。赵紫阳回国后，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发表《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讲话，试图为局势降温。

周舵在4月已主动加入学运，并动员成熟、理性的各界精英加入，希望改变学生运动中不断激进化的趋势，但每当赵紫阳一方令学生情绪降温，李鹏一方又把学生怒火激起，“广场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谁进去谁就被同化。”

到5月中，统战部与多名党外知名知识份子开会，周舵是其中之一，希望担当学生与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的桥梁。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根据周舵的提议，到广场借用学生器材发表讲话，保证绝不秋后算帐，甚至愿意一起跟学生回校做人质。周舵形容讲话很感人，很多学生都哭了，但仍未能劝退学生。

一生最艰难决定　与刘晓波绝食

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翌日戒严，周舵指这亦意味着知识份子的斡旋使命以失败告终，“刀已经架在学生们的脖子上，尽管对学生们的很多做法我不同意，但我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学生一边。”

戒严多日后，广场上仍有过千学生留守，5月28日，周舵指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他的理由是知识份子缩到后面，把学生推到前面，太可耻了。”周舵觉得，绝食难有意义，若把群众再动员起来，又控制不到局面，情况可能更坏。

翌日，刘晓波再催问周舵参加与否，“我做了我这一生最艰难的决定”，他说最后决定参加，除了已夸下海口站在学生一边，更是因为仗义，“我1988年才认识刘晓波，没多久他就到处说我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诗人、浪漫主义者，如果我不去，说不定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

6月2日下午4时，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开记者会，交代绝食事宜。周舵说，当时气氛并无异样，但到了第二日，他在军中的朋友换上便服潜入他所在的帐篷中，“说今晚要出大事，我问有多大？他们说要多大有多大。他们泄露军事机密，也要让我尽快离开，但我说不可能一个人跑了，听天由命吧。”

谈判

6月3日晚，解放军戒严部队入城，市民沿路拦截，解放军开枪镇压。“6月4日凌晨3点钟左右，一个北京大学自治学生会的学生，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地方跑来（找我们），声音是颤抖的，说当兵的疯了，见人就开枪。”当时广场上还有约3,000人，周舵、侯德健和另外两名学生，找到戒严部队的军官谈判，希望让学生安全撤离。

他说，“我甚至把他的姓名、职务、部队番号都记下来，叫季新国，是团政委、上校，51048部队，是38军的。上校跟我说，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

周舵与戒严部队谈判后，回到纪念碑学生聚集处，当时学生还在争论是否撤退，“再找戒严部队谈判，希望推迟半个小时，上校说‘军令如山，奉劝你们四位，学生不撤就自己跑，否则不能保证生命安全’。”

撤离

第二次谈判后，学生表决撤离，“我们去纪念碑第一层平台，就被士兵挡在那，第二层平台已经被戒严部队占领了，一个士兵用冲锋枪，把学生架设在纪念碑上的喇叭打坏了。”最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留出通道，让学生离开，周舵撤离时，与侯德健等人失散，他当晚回到家中。

六四清场时，周舵是天安门广场内的见证者，他说自己没有亲眼看到军队打死一个人，而当时死伤最严重的，都是在广场外，如木樨地一带。关于死亡人数，他引述数据，当时红十字会党委书记谭云鹤亲自清点727具尸体，其中14名军人，其他是市民和学生，他认为，“肯定是有漏统计的，差不多有一半没有统计进去，1,000多人死亡是比较准确的数字。”

回看当日成为“天安门四君子”的相片，周舵感慨万千：“事过境迁了，误打误撞，我是‘被绑上去的’。仅仅是因为最后救了这几千人，我才绝不后悔，才觉得这件事有意义。”

▼1989年6月3日，周舵绝食翌日接受台湾记者访问▼

“我们中国人如果说，一旦高压到来，沉默的沉默，归顺的归顺，那么中国就真正没有希望了。”——周舵，1989年6月3日

被扣上“操纵学运幕后黑手”帽子

六四后周舵被捕，关押近一年后获释，1992至199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系担任访问学者，但他没有如其他民运领袖一样，流亡外国，而是决定回国。

“所有亲戚都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回去，我说我爱国啊。”周舵苦笑地说道，回国正因中华民族历尽苦难坎坷，“肩上有责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让民族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审讯期间，周舵被扣上“操纵学运的幕后黑手”之名，他反问若背后有人操纵、有严密组织，事情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回国后，他在持续被监控下，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可能靠激进革命、三天两晚就完成。只能一砖一瓦，做思想理论建设。”

不认同占领中环　是激进党文化所害

比较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及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周舵有自己一番体会和看法。他直言不赞同采取“违法达义”占领中环的模式争取民主，更认为两次运动中，学生领袖到后期难以控制群众，示威现场愈趋激进，温和声音被认为是“叛徒”，这都与共产党的激进文化并无二致，即坚决不妥协、不知进退。

“这是共产党几十年来向人灌输的、激进革命的党文化：革命英雄主义、往前冲、谁往后退就是叛徒软骨头。实际上共产党自己并不是这样，共产党的策略非常灵活，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

最粗的红线　不能碰、不能答

近年周舵不时在网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文章不仅仅在网上发表，周舵更曾称有渠道让中共的领导层看到。

他认为纵观世界历史，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宪政模式成为现代化主流模式，但中国在1949年选择了法俄式的激进革命模式，是走错路，“从斯大林模式，怎么走出来，走回自由宪政的英美道路，难度更大。”

记者紧接问，从1989年至今，或习近平上台后，是否又走回头路，周舵如此回答：“这就是那条最粗的红线，是不能碰的，所以这条问题我只能不回答了。”

上文节录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报》文章〈六四30年　寻记忆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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