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班子一周年｜为什么“有人无工做，有工无人做”？
特首知不知道，当近20万公务员编制人员每人每月平均加薪数以千计，仍有不少年轻人和基层劳工薪酬增幅不过数百元，而这就是许多年轻人抱怨“看不到未来”的缘由？
公道点说，这不是现届特区政府或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所造成的，但解决种种都是窒碍青年和基层向上流动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复苏逊于预期、产业结构尚未转型、传统行业有待升级、劳资权力严重失衡、财富分配有失公允、精英思维箝制教育、甚至片面地把“人才政策”和“生育政策”当成“人口政策”......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责任，而解难的前提就是认识问题，正如李家超所言，管治者要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
非低技术青年每月加薪120元
家明（化名）完成四年大学学位课程后追随本心，继续攻读一年人文学科硕士学位课程，希望能为社会贡献所长。但毕业后求职时屡屡碰壁，因为香港社会向来侧重传统商科和新兴创科的行业，所以与人文科学相关的工种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看不到出路。
辗转之下，他到过中学做教学助理，也去过电视台经营社交媒体，两年后总算找到他想从事的新闻记者工作。可是，适逢传媒行业步入“寒冬”，付费内容没有市场，媒体就更倾向投入大量资源以生产更多即食的、碎片的、没有营养的资讯，就算家明的年龄较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长三年，他也只能领取和他们一样的起薪。入职三年来，家明勤奋尽责，可惜第一年已因经济不景被冻薪；第二年总算可以加薪，而且能够“跑赢”通胀；但在今年，只获加薪120元，不足1%，而他就快30岁，月薪远远不及全港中位数。
我们无法得悉家明的情况有多普遍，但在贫富悬殊如此严重的香港，他肯定不是特例。
公务员人均每月加薪数以千计
根据招聘网站JobsDB在6月8日发布2023年薪酬调查报告，今年有六成员工获得加薪，平均加幅达到4.1%——也就是说，还有四成打工仔的薪酬没有改善。政府统计处关于“工资及劳工收入”的数字则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就业人士的名义平均薪金指数同比增加3个百分点；若以目前每月中位数19,100元计算，同比则是加了1.9个百分点，即是加了约360元；但扣除通胀，就业人士的实质平均薪金指数只增加1.1个百分点。
相较之下，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7月7日通过2023/24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将首长级和高层薪金级别的薪点金额上调2.87%、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的薪点金额上调4.65%。有关百分比看似不高，但公务员事务局透露，加薪将为政府带来每年115亿元的额外开支——鉴于115亿元有超过一半款项将会拨给资助机构，若以截至3月31日的公务员编制总数194,211人作一粗略推算，即平均每人每月加薪2,400多元。
不同行业的规模和产值固然不同，确实难以直接比较；然而，我们之所以仍然尝试列举这些差天共地的数字，是想提醒特区政府主事官员们，职业本身无分贵贱，但在你们眼中那个“行之有效”的“财富分配机制”和“经济生产模式”，明显已经出了问题。
收入数增幅追不上楼价和食价
有两组数据尤其值得李家超政府，包括负责统筹各决策局并且扬言解决跨代贫穷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理公共财政运用和经济发展方针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还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高官重新审视。
其一，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邓希炜曾于2021年撰写《为何经济发展往往未能带来共富？》一文，他透过政府统计处、差饷物业估价署及自己计算得出，在2000年至2020年间，尽管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增幅高达89%，整体经济看似理想，但家庭入息中位数增幅只有63%，明显落后GDP增幅；而且，同期食品价格涨幅超过80%，居于私人楼宇4人家庭的住屋开支更是激增306%，可谓入不敷支。
邓希炜同时也比较了常被用以与香港相提并论的新加坡，发现在这20年间，新加坡家庭入息中位数大幅增加90%，而组屋和食品价格则分别上升52%和50%，完全足以应付。
大学学历劳工月入不及30年前
其二，新论坛和新青年论坛曾于2018年发表《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将1987年至2017年的大学毕业生以每5年一个世代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他们的月入中位数越来越缩水。尽管不同世代在25至29岁时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第一代人（1958年至1962年出生）在1987年时占6.3%，至第七代人（1988年至1992年出生）在2017年时已经多达53.5%——然而，在那30年间，整体大学学历劳工的月入中位数，虽然由1987年24,277元，增加至2007年的32,133元，但已回落至2017年的28,790元，即30年内的整体增幅只有18.6%；扣除通胀后情况更加严峻，因为大学学历劳工的实际月入中位数，已由1987年的20,231元，减少至2017年的19,193元。
报告的另一发现是，高技术劳工岗位的增长量，越来越落后于大学学历劳工的增长量；而从事低技术工作的大学学历劳工占比，却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在1987年至1997年间，高技术劳工数量增加了66.95万人，但同期大学学历劳工数量只增加了23万人，可见高技术工种对高学历人士的渴求；但到了2007年至2017年间，高技术劳工数量只增加了22.46万人，同期的大学学历劳工数量却增加了40.24万人，明显供过于求。当大学学历劳工过多而社会却没有足够匹配的工种，就会出现部份高学历人士从事低技术工作的学历和职位错配——在1997年至2017年间，在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工当中，从事低技术/低技能职位的人数占比，由8.4%（3.04万人）增加至16.4%（17.71万人）。
服务业劳工大增但薪酬差天共地
对于大学学历劳工月入中位数缩水、从事低技术工作占比增加等等现象，一些人归咎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1年引入的副学士学位制度，导致学位膨胀、学历贬值；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受阻，在金融、地产等行业坐大而制造业严重萎缩的情况下，特区政府既未能促进产业多元发展以开拓更多工种给予年轻人施展才华，又未能积极协助低技术劳工装备知识提高技能以适应社会转型和数字时代的发展。
《香港01》的深度报道文章〈输入劳工——三十年不变的迷思 〉，比较了1997年和2022年按行业及职业划分的就业人数，可见制造业人数大幅缩水，短短25年间行业就业占比由14%骤减至3%而已，但同期的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外籍家庭佣工除外）等行业的就业占比也增加了9个百分点，而金融、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等行业的就业人数更是由13%增加至23%，其中经理级别及专业人士由41万人倍增至82万人。
可是，当主要经济动力由原来的制造业转移到以金融业和地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在缺乏公平正义原则的财富分配之下，尽管上述行业就业人数大增，但不同行业劳工的薪酬差距也被拉大。例如扣除通胀后，金融和保险业的薪金仍较1999年大涨59.5%，零售和地产业的增幅也超过两成，但制造业和社会及个人服务则分别只多了3.2%和3.3%。
“人口政策”不只是“人力资源/人才/生育政策”
比较不同先进经济体的行业GDP产值占比，更能明白香港的制造行业有多衰落、产业发展有多单一。在2019年，香港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93.4%，工业只有6.6%；同期新加坡服务业占比是75.3%，但工业仍占24.7%，包括精密工程、生物医药、海事工程等等，技术含金量远远抛离以纺织制造为主的香港，而且光是这三大高端行业已有15万人。在2020年，德国工业的产值占比是26.5%，当中包括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和电气工业等四大行业，就业人数多达740万人，占德国总工业就业人数1,069万人的23.8%。
为什么有的行业人才过剩，有的行业劳工不足？除上关于产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原因，也和香港政府向来没有长远的人口政策相关，甚至片面地以“人才政策”或者“生育政策”取而代之，但三者绝不相同。“人才政策”及“人力资源政策”专注于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管理，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会提供教育、培训、就业、待遇、奖励，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而“人口政策”的目标则是通过调节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教育程度、社会福利等措施，达到维持人口平衡和改善人口结构的目的。
为什么说香港政府把“人口政策”当成“人才政策”或“人力资源政策”？因为当局只以经济挂帅，而所谓“经济”又只以传统的金融服务业为支撑，导致基础和高等教育资源倾斜，不但影响了学生的生涯规划，造成人力资本的严重滞后，以及人文精神和本关怀的缺乏。正如立法会早前辩论“制订全面人口政策”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以应对生育率低迷、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只是重申大量“人才政策”以回应“人口政策”的诉求。另外，港府也倾向把“人口政策”简化成为“生育政策”，以为只要提高补助甚至引入“冻卵”技术，就可改善当下的人口困境，却意识不到当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家庭和职场政策不够友善，始终无法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就难以调整未来的人口结构，更遑论要让人人在这小岛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