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劳工——三十年不变的迷思

输入外地劳工的争议，可以由1989年说起。

那年4月4日星期二，行政局突然同意输入技术劳工，180度改变了卫奕信几个月前在施政报告的立场——“我们目前无意改变现行政策，和不打算容许从香港以外地方输入大量劳工。”

不过，卫奕信政府不认为这是180度转变。他们强调只输入有限量的技术劳工，维持不准输入大量非技术劳工的政策，而且政策属“临时性质”。

我们坚信本港工人在经济繁荣时应该能够分享繁荣的成果；他们的工资不应因为输入大量劳工而受到不良影响。

九大商会给政府的研究报告声称劳工缺口高达20万人，行政署长曾荫权领导的工作小组则估计技术人员及技工短缺一万多人。行政局遂同意输入技术劳工最多3000名，为期两年，条件是工资要与本地劳工相若，外劳不能超过雇员人数两成，“确保本地工资不会因为输入劳工而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输入技术劳工只是一项临时措施，旨在让各行业有足够时间引进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及节省劳工的方法。

劳工界当然齐声反对。立法局议员谭耀宗、彭震海，工联会的陈婉娴、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刘千石⋯⋯八个劳工团体还发起登报众筹。在劳工顾问委员会，李凤英、林淑仪等六名劳方委员只参与了十五分钟会议便全体离场抗议，批评劳工处处长并不是在咨询他们意见——历史有时候就是出奇地相似。

计划推行半年后，教育统筹司杨启彦曾经重申这是“临时措施”，以及“无意输入半技术及非技术劳工”。但随着田北俊、何世柱、鲍磊、麦理觉等商界代表在立法局要求进一步放宽，布政司霍德在1990年5月表示，“我们可以扩大现有的计划，以便除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外，亦包括熟练工人。不过，我们亦须审慎考虑这方面所涉及的人数。我要强调一点，我们不打算大规模地盲目输入未经训练和缺乏经验的劳工”。

行政局随后通过，除了保留2700名技术劳工，亦再输入2000名建筑工人及1万名经验操作工。新安排取消了外劳最多占两成的限制，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工资中位数，雇主不能以低于中位数的水平聘用外劳。

劳资各执一词三十年不变

在立法局，劳工界议员谭耀宗提出“本局关注政府最近放宽输入劳工的政策”的动议，批评政府不信不诺、不理现状、缺乏理据。

由于工人拥有一年有关工作的工作经验，便可被列为操作工，很多实在与非技术工人无异。换句话说政府已在大量输入非技术劳工。使人遗憾的是，政府官员仍到处宣称政府无意改变现行输入劳工政策。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法，实在既可笑又可恨。

当天会议上，9名议员发言反对政府输入外劳，除了谭耀宗，还有彭震海、司徒华、杜叶锡恩等。

这是一个鼠目寸光、饮酖止渴、损人而终于害己的政策⋯⋯大量输入外地劳工，将会使香港经济的转型过渡拖得迟滞不前。

田北俊、夏佳理、张鉴泉、张人龙等12人则表示商界已经尽量提高工资，但劳工缺口仍然庞大，与此同时1.7%的失业率已经很低，社会几近全民就业。

自动化有本身的限制，在很多情况下已发展至极限，最终出现全部自动化的情形时，工人将再无工可做。我们已尽量提高工人的工资。

同一个政策，迥异的论断。分歧在于三个问题：劳工的工资是否已经充份提高？劳工的工资在未来会否因为外劳而停滞不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劳动力抑或科技化？

各方就着这些关键问题仍未有共识，卫奕信政府在一年半后已再次扩大输入外劳，由当时大约13800人增加至上限25000人，同时就每名外劳向雇主每月征收400元，用于再培训本地劳工。

及至1996年2月，彭定康政府以补充劳工计划取代原有计划，内容大同小异，只是不再就行业设配额，以及规定26种工作通常不批准输入外劳，除非雇主能证明确实有特别理由或需要，以“使本地工人的利益得到更佳保障，特别是那些技术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失业或须转业工人”。

迷思一：本地工资是否已经充份提高？

回看输入劳工的当初，香港刚经历了又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1985至90年间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加了37%。然而在同一时间，督导级及以下雇员的工资指数只上涨了16%。低技术劳工的实质工资只加了11%，远低于整体经济增长，亦都大幅落后于经理级和专业人士的薪金升幅。

当时的劳工难言充份“分享繁荣的成果”，他们反对输入外劳、要求雇主进一步加薪的立场自然不难理解。

迷思二：本地工资会否受到负面影响？

雇主不能以低于中位数的薪金外聘劳工，虽然不会拉低本地工资，但加薪以挽留人手或挖角的诱因亦因而减少，本地劳工的加薪幅度理论上受压，甚至可能涨不上去。事实上，1990年范徐丽泰在立法局支持输入外劳时曾明言，“我相信输入劳工会令工资的增长率放缓……若能稍为放缓，我是非常欢迎的”。

在1990至95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20%，经理级和专业人士的薪金升幅紧贴趋势，但劳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低技术劳工的实质报酬更是差了。即使这不代表工资受压是由于输入外劳，但至少佐证了反对声音并非无的放矢。

时至今日，李家超政府决定放宽输入劳工，官员以至商界的理由仍然离不开：加薪也请不到人，输入外劳不影响本地工资及福利，而是有助经济发展。

香港输入劳工的规模在过去廿年反复扩大，由每年数百到去年接近6000人。然而，劳工的工资增长持续受压。在2008年至2020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加12%，经理级和专业人士的薪金指数上涨26%，但技术工人的工资只升了2%，文员和操作工人更下跌了2%。

劳工处定期公布的选定职位工资中位数，能够按行业、按职位更具体地看到基层劳工的处境。

对比1998年3月和2023年5月的版本可见，绝大部份的工资中位数都较25年前明显上升，但扣除同期的43.9%物价变动后，开放输入劳工的选定职位中其实只得三成有实质增长。例如面包师傅的工资由11330元升至15710元，送货管工由13780元加至16710元，两个升幅分别为38.7%和21.3%，扣除通胀后相当于工资下跌。至于通常不接纳申请的职位中，亦有半数跑输通胀。酒楼侍应生的工资由9150元上升至13220元，44.5%的增幅令购买力仅仅力保不失。

毫无疑问，各行各业的工资走势因素众多，包括员工的技能增值、企业以至行业的盈利能力。所谓的夕阳行业往往难以提高生产效率，资历或技能不足的打工仔不容易争取较高薪酬。劳工能否分享经济成果，因而亦受香港的发展方向影响。

迷思三：香港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劳动力抑或科技化？

以就业人数来说，制造业在香港绝对是夕阳行业，占比在过去25年由14%骤减至3%，同期金融、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则由13%增加至23%，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包括了外籍家庭佣工）的增幅亦有9个百份点。这些增长行业在传统上倾向劳工密集，但随着人工智能的新近发展，未来趋势难以说准。

而在不同行业之间，打工仔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可以差别很大。扣除通胀后，金融及保险业的薪金较1999年大涨59.5%，零售、地产业的增长亦超过两成，但制造、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分别只得3.2%、3.3%，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以5.1%排尾三。后三组行业加起来，涉及超过130万人。

2020年金融服务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3%，但只占总就业人数的7%，反映虽然业内人士收入高，但受惠面不够广阔。

除了行业，正如图七的工资指数和薪金指数对比所示，职级亦很影响打工仔的收入增幅。最能分享经济成果的经理级及专业人士，虽然由1997年的41万人倍增至去年的82万，但文书支援、服务工作及销售、工艺相关、机台及机器相关、非技术工人五个组别加起来仍然超过200万人。如果从事弱势行业，又属于基层职级，对于所谓的“造大个饼”、“经济向前发展”只怕难有共鸣。

放宽输入劳工在过去三十年间每每引起争议，不变的是商界和劳工界始终各执一词，官员强调经济发展而坊间质疑声音不少。有限的数据无法解答所有迷思，但对于打工仔分享到多少发展的成果，以至为何不满输入劳工，相信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