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2020｜内地700元心脏支架引发的香港医改思考

特首林郑月娥下周三（11月25日）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据报重点涉及创科、空运、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等等中央惠港措施。此前特首曾经上京“跑部”，主动与不同部委沟通，可算开启央港协作的新篇章。不过，特区政府除了“请求”中央出手打开政策绿灯，还应学习内地当局如何与时并进调整公共政策以缓解人民基本生活负担——早前（11月5日）国家医保局宣布集中采购100多万个心脏支架，令费用由1.3万元人民币大幅下降至700元人民币，便是值得港府好好反思如何改革医疗服务的一例。

政府出手压缩寻租空间

心脏支架突然降价95%，不少人都好奇，内地当局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内地每年大约用掉150万个心脏支架，涉款达至150亿元人民币（下同），占全国高级医用器材总费用的十分之一；不过，有关支架在内地的平均售价，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国产价格介乎7500元至1.85万元，进口价格则介乎1.14万元至2.33万元，但法国只需6881元，美国是6403元至1.85万元，日本则是7693元至1.87万元。

有见及此，早在去年5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深改委）通过《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要求按照“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促进市场竞争”三大原则，研究由官方单位集中采购包括心脏支架在内的高级医疗器材，减低相关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及后，江苏省先以省级用量为单位，在全国进行统一采购心脏支架，以“实量”换“真价”，成功令产品减价51%至2850元至8666元。

至较早前，更由国家医疗保障局出手，以全国用量的单位，集中采购100多万个心脏支架，令价格由1.3万元大幅下降至700元，预计将于明年一月投入使用，并获当局保证产品安全有效。据报道，由国家采集心脏支架并非只让价格“一降了之”，而是要建立创新的机制，借此优化医药市场的营商环境，直接在医疗器材厂商和病患之间搭建桥梁，压缩全国代理、大区代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等等环节的寻租空间，从而深化医疗改革。

香港是“不能”还是“不为”？

香港读者想必会问，特区政府有没有可能借鉴内地当局的做法，借此降低医疗器材的费用？

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每年进行近8000宗“通波仔手术”，当中使用的心脏支架属“病人自费”项目，而医生会根据病人临床情况，建议置入心脏支架的种类和型号。至于医疗器材采购，医管局按照既定审批和采购程序，当中涉及器材的科研实证、安全、功效、成本效益、临床应用经验等等因素，必须符合ISO 13485、FDA、CE、BSI或等效国际标准。

香港市民在公立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大约需要自费5-8万元港币，其中一至两万元用于心脏支架，其余包括超声波导管、球囊及钢线等等费用，可见负担不菲。假如病患有经济困难，可以申请撒玛利亚基金或以医疗保险理赔；如果病患需“紧急通波仔”，即直接送入急症室抢救，有关费用则由公立医院承担。不过，公院“通波仔”手术一般需要轮候逾半年，市民也可到私立医院进行，由预约到出院仅需一周时间，但费用介乎10万元至30万元。

可以说，这对中产而言绝不轻松，对基层来说更是相当沉重。可惜的是，由“国家队”出手降低心脏支架价格的新闻传出后，不少香港医生纷纷表示“香港做不到”——首先，香港每年使用的心脏支架数量与内地所需的100多万个相距甚远，难以仿效当局大手采购；其次，由于陆港两地的医疗和采购制度各不相同，相信香港难以纳入内地的集体订购；最后，就算制度问题获得解决，但内地支架费用过平，与本港市价落差甚大，或对市场造成影响。

病人的钱到底都被谁人赚了去？

这些理由乍听之下言之凿凿，难道港人注定要“挨贵嘢”？其实非也！

明眼人都明白，医疗器材毛利极高，是次采购明显必然医疗行业“洗牌”，大大压缩代理商家“合谋定价”等寻租空间。事实上，当集体采购心脏支架的新闻发布后，内地医疗器材股票便出现集体“跳水”局面，医疗器材指数下跌8.29%，板块内62只成份股市值瞬间蒸发432亿元人民币，而有份中标的医疗企业股价更大跌14.61%至15.86%。不过，相关企业纷纷回应指，国家出手有效减省各个交易环节所造成的经济浪费，鼓励厂家相应降低市价。

为什么国家能而香港“不能”？还不是源于本地庞大医疗霸权保护主义！因为心脏支架连带其他医疗器材一旦大幅减价，原有的暴利空间肯定一去不返。问题是，当这些行业精英仍然以诸多借口作为搪塞，甚至以“香港多用欧美支架”为由合理化“虚高”的价格，却没有人反问，为何即使在欧美等地，心脏支架费用也比香港引进的便宜得多？我们究竟贵在哪里？病患的“救命钱”到底都被什么群体赚了去？当国家可以承受所谓市场“跳水”的影响，当相关企业不得不因应国家政策调整获利空间，特区政府缘何不敢打破医疗霸权的既得利益？

私院价格贵得惊人，普罗大众只能苦等相对便宜公院服务，令香港医疗体系长期陷入公私分流失败的状态，令前者负担相当沉重、医护人员压力过大、轮候时间长得荒谬。可是，在市民福祉和行业利益之间，港府往往倾斜后者，完全不敢整顿医疗市场、改革医疗制度，也就未能保障市民在有需要时能以更公平价格享受医疗服务的基本权利。

反观内地，近年为解决“看病贵”的顽疾，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频频大胆出手调整医疗环境。例如《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实施，已令25种药品价格便宜52%，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更改善医药行业市场的价格虚高、混乱等问题。倘若特区政府仍然囿于“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经济迷思，不敢与时并进调整政策介入市场，继续无视市民健康权益、不敢触碰医疗霸权利益、不够魄力推动大型医改，受苦的仍然是香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