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每人每月有钱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药”？
世界各地不时响起向政府争取社会保障的呼声，但相关需求从未像当下般真实和迫切。新冠肺炎疫情刺破了很多人，尤其是发达地区民众对社会安全网的想像—不少行之已久、历经变革的社会保障措施，原来既不能在危急时刻见效，亦无助民众度过危机后自立自强。
减税、工资补贴、派发现金、放宽失业援助……愈来愈多学者和政治人物认同向民众提供经济保障，有助稳定社会、维持经济动力、减轻生活突变的冲击，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希望协助民众度过眼前难关。然而，随着曙光久久未露，愈来愈多人质疑这些短暂又或是一次性的措施能带来多大效用，让民众定时收到定额金钱的“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倡议再次成为不少人眼中的“解药”。落实基本收入或许面对诸多困难，亦不能解决所有危机，但至少可以透过辩论和实验，追寻更佳的保障政策。
讨论基本收入，总会提及“基本收入全球互联网”（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共同创办人盖伊．史坦丁（Guy Standing），现职伦敦大学发展研究学系研究教授的他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探索此议题。他向《香港01》表示：“我倡议基本收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削弱了经济保障，增加不平等和不安感。要克服经济不安，就要给每个人基本收入，这是一个合法居留者的经济权。”
人人可获基本经济保障
什么才是“基本收入”？“基本”的含意是，人人可凭该笔收入在生活上获得最起码的保障，相关金额可以设定在贫穷线以上，亦可以由低开始，随民众接受程度和经济发展而调整。“收入”所指的是提供现金或其他交易媒介，让民众可以自主决定如何消费，金额可同比龄、残障程度等分级，例如儿童的金额较成人少，残障者的金额较健全者多。此外，政府应继续为有需要群体提供医疗、托儿等普及服务。基本收入倡议者多不认同向民众派发消费券、食物券等方法，认为这些工具指定了用途，甚为“家长主义”（Paternalism）。
倡议者认为，政府应该无条件发放基本收入，例如不设收入上限、毋须入息证明、不应强制工作或求职。现时不少人在疫情下欠缺支援，正正源于部份福利措施设置太多规限，令他们不在保障范围之内。
当然，“基本收入”不可能做到真正无条件，各倡议者的方案纵使内容不同，但通常都须有居留资格，即只惠及常住和合法居民，因此，并非如坊间预期能做到“全民”皆有。史坦丁强调这是务实的做法，否则穷国人民会涌进富国，“移民、旅客或难民也须得到帮助，但这要靠其他计划。”
由理念到实验历数世纪
大部份基本收入著作都把十八世纪美国思想家汤玛斯．潘恩（Thomas Paine）视为理论原点，因为其倡议较具体，例如在《农民正义》（Agrarian Justice）中建议发放成年资本补助金及老人基本收入。史坦丁追溯基本收入概念源头至英国在1217年颁发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宪章列明一般人拥有维生和享用公有资源的权利。同期发表的英国《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在修订后加入寡妇有权获得公有资源，亦被视为肯定了基本收入理念。
*注：1215年，英格兰贵族不满约翰王（King John）苛税征地而爆发冲突，最终约翰王在6月签下《大宪章》。《大宪章》保障了贵族、教会的基本自由，国王不得随意拘捕贵族及人民，而且迫令君主遵守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但约翰王无意遵守，随后经历数次修改，在1225年重新颁布律令。总的来说，《大宪章》被视为后世英国以至其他国家的法治基石。
《森林宪章》是《大宪章》的姊妹文件，于1217年颁布。此前，君王拥有分配乡镇和郊野土地资源的绝对权力。《森林宪章》订明管理公有资源的责任由君王转移至人民，并确认任何人可以进入林区及耕种而不受处罚，只要该等行为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后人—包括史坦丁—诠释《森林宪章》为保障人的生计权利。
道德层面上，基本收入符合社会公义，蕴含把社会财富分享给人民、类近分红的理念，当中有前人因耗用自然和社会资源，故透过金钱补偿后人的想法。在史坦丁眼中，有了基本收入，可以减少贫穷和不平等，有助社群团结；有了基本收入，可以增进个人和社群自由，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有了基本收人，可以减少民众不安，有助他们作出更理性的选择。
但相对于其他倡议，基本收入的回响一直较弱。在二战前后，西方国家倾向提供普及服务，为了重建和团结社会，政府陆续担起提供和调配资源的工作，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的国民保险和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不论贫富均可享用公营医疗服务。
其后，自由主义左翼得势二、三十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方正面对通胀、石油危机、经济收缩，政策主张转趋右倾，质疑政府无力负担沉重社会服务开支之声日隆。执政者眼见失业率攀升、申请政府失业救济津贴的人数大增，转为相信财税和市场机制较公共服务更能改善民众生活，期望穷人能在市场中获取基本需要。
那时候，美国距离落实基本收入只有一步之遥。时任总统尼克逊为了吸引白人工人阶级支持，加上当时政府报告指工作不能令所有人脱贫，决意改革福利政策，成立“家庭支援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把在职和失业住户、单亲和双亲住户纳入同一福利保障制度，福利金随工作收入提升而减少。该政策保证每名成人每年收入最少500美元、儿童最少300美元；计划亦要求申请者寻找工作。
1970年4月，相关法案获众议院通过，却遭参议院阻挠。有民主党员认为金额太低，有共和党员认为助长失业，多番拉锯后，原法案和相关修正案虽获通过，但最终没有执行。到1975年，美国通过推行“工作所得抵税”（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给在职低收入及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税务补贴，以应付家庭开支。当缴税额低于指定抵税额，政府会发放两者之间的差额给申请者，作为额外收入。金额按家庭抚养子女数目、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因素而定，工作收入愈高，政府发放的额外收入愈少。“工作所得抵税”是收入补底计划，但不等同于基本收入，因为计划只针对基层，而且申请者必须在职，排除了大群没有工作的人。社会当时接受了这个制度，追求基本收入等另类方案的讨论因而沉寂一段时间。
金融海啸再促成讨论
2008年金融海啸和自动化浪潮的出现，令各地社会再次热烈讨论基本收入。金融海啸重挫欧洲就业市场，令资金流动停顿，政府大举介入拯救经济。当时便有倡议者提出政府可以透过基本收入即时纾困，以增强购买力和促进市场活动来催谷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自动化更趋成熟，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降低了对劳力的需求，重复性、低技术职位逐渐被机器所取代，高技术职位趋增，如何保障那些被淘汰的低技术工人，又或协助劳工衔接新的工作，便成为不少政府和政策倡议者关注的议题。给民众提供恒常的收入补助，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动化提高生产力的成果的基本收入再度成为讨论焦点。
这段期间，基本收入的试验较以往来得频密，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芬兰、印度等地纷纷进行基本收入的实验，史坦丁便有份设计印度的版本。该计划招募了逾6,000个西德里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居民，抽样进行对照实验。最终结果显示，获发基本收入的一批，在营养、卫生、健康、学术成绩、女性地位等方面的水平均有所提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意欲和收入亦有增加。
史坦丁表示，“有基本保障的人会做更多工作、更具生产力，且更能与同事分工合作。”2011年，即印度推行实验同年，他出版了《不稳定无产阶级》（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书，描绘了百万计基层劳动者，他们缺乏稳定工作、难获就业和社会保障，收入远低于付出，而且活在不安、债务和羞辱中。他认为短期、零碎和无止境审查的福利只会令这群劳动者绝望，基本收入能够帮助他们脱离经济困局，获得经济保障和自主，从而减少依赖政府。
虽然实验计划在2012年底完结后似乎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但印度财政部在2016/17年度的政府经济调查中形容，基本收入是强而有力的主意，即使未能即时执行，也值得严肃讨论。该国更计划在2022年于拥有逾60万人口的锡金邦（Sikkim）开展大型“无条件基本收入”测试，以了解计划的可行性。
至于芬兰、美国加州和西班牙巴塞隆拿的试验，参加者的就业比例虽然未有很大的变化，但他们感觉更幸福，而且较少忧虑，可以投放更多时间在家庭。
逃不过的财政开支担忧
实验一个接一个，加上诸如盖茨（Bill Gates）、马斯克（Elon Musk）、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巨子背书，让基本收入的倡议备受关注—朱克伯格便认同基本收入能消除社会对福利的歧视、令人保持前瞻；马斯克则认为基本收入是解决因机械替代劳动力而出现的失业问题的必要方案。虽然如此，提倡基本收入政策的人仍会遭到冷嘲热讽，像去年底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期间，提倡每人每月可有1,000美元基本收入的杨安泽（Andrew Yang）便遭到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等参选对手连番攻击，他更被不少人批评“药石乱投”、“疯狂”。
基本收入提倡多年而未见实际进展，最关键的原因是逃不掉“钱从何来”的质疑。对于此疑问，坊间多年来出现过不同建议，杨安泽便提出可以向Google、亚马逊（Amazon）、Facebook等大企业开征增值税，另有不少倡议者提出可藉消费税、金融交易税、污染税负担基本收入的开支，又或是参考美国阿拉斯加的做法，靠出售石油和自然资源的收益支付。
亦有论者指出，基本收入可以取代部份现有的福利计划，以香港为例，基本收入便可取代诸如长者生活津贴、生果金、在职家庭津贴、失业综援等，变相能节省这方面的开支。此外，由于基本收入强调愈无条件愈好，故可以减省审查福利资格的开支。
史坦丁则重申，基本收入毋须一蹴而就，可由支援最低开销做起，减轻起动资金的负担：“我们的经验是，即使只派发很少收入金额，例如基本生活所需金钱的三分之一，已经有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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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每人每月有钱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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