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要缓解民粹浪潮 基本收入帮到手吗？
必须承认，要保障人人都有基本收入，涉及庞大开支，若有适当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配合，基本收入计划对公共财政的负担远较想像中少。假设有100人参与计划，每人每月基本收入为200元，那么，计划每月总开支便为2万元，若有一个分级征收款项的机制配合，如最富有的10人征收500元，富有程度较低的10人征收400元，余下80人则支付137.5元，便足以抵销计划的开支。
一加一减之后，真正能有净收入的是80名付出较少的人，这群人大部份为基层人士。这设计的好处是能够真正为有需要的人—多为基层人士—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而不会把资源浪费在本已不愁衣食的富人身上。正因为要把富人也纳入计划之内，所以计划必须“全民”参与，因为经济保障有助社会稳定和团结、纾缓阶级矛盾，富人即使要付出更多，亦应该支持计划。
承接上文︰【社会保障】每人每月有钱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药”？
疫情造就“独一无二”时刻
或许没人会想到，对基本收入的讨论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而出现重大的转折，就连最难克服的财政负担也似乎变得可以接受。旧有社会安全网在疫情下的脆弱，促使不少政策倡议者转投支持基本收入。史坦丁形容，对基本收入倡议者来说，当下是“独一无二”的时刻，至少在他熟悉的欧洲来说。
“欧洲社会调查”（ESS）在2016/17年进行研究，发现欧盟区内只有约35%至65%人士支持基本收入；但到今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访问了约1.2万名欧盟居民，发现高达71%受访者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原因是大众终于感受到经济突变和疾病带来的无助感，亟需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不少人在疫情爆发后“转投”基本收入的怀抱。早前批评杨安泽的主张不切实际的桑德斯，更提出要加码推出全民基本收入、即每人每月获发2,000美元，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杨安泽更在5月12日宣布，会与纽约上州的社区中心合作试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连续五年每月向20人派发500美元。
此外，各国为应对疫情实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工作和生活事务大举转移网上，又征用大量机器代替人手，加速自动化进程，令民众愈加感受到被机器淘汰的威胁。
可缓解民粹主义
无独有偶，史坦丁（Guy Standing）在今年初推出新书《Battling Eight Giants - Basic Income Now》，列出八个当代社会的公敌。除了上文提及的不安、不稳定无产阶级、自动化外，还有不平等、债务、压力、人类灭绝、新法西斯民粹主义，而基本收入是拯救人类的“药方”。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因而支持落实基本收入。有反对者便提出，基本收入会成为政客操弄民意的工具，例如大开水喉笼络民心，加剧民粹主义，罔顾地方财政能力。但史坦丁认为，民粹主义是不安、恐惧和缺乏保障的产物，基本收入反而能够抑压民粹浪潮，“如果你有基本保障，你会更倾向独立自主、坚持信念，为家庭、社群、社会着想，不会支持家长主义。”
史坦丁补充，基本收入是社会必要保障，但不是万灵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收入要恒稳致远，必须有其他制度基石，包括民主参与和自由表达意见，让人民可以监督分配基本收入的机制，防止政府肆意讨好或控制民众。同时，人人有权发声捍卫利益，有平台收集和回应意见，从中寻找共识，避免措施偏颇。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基本收入难以成功。
世界正值巨变，上至领导人，下至民众，均深感过往政策已经行不通，加上社会福利制度漏洞处处，既不能助人防贫脱贫，遑论纾缓群体矛盾和仇恨。一些过往被认为天马行空的主张，现在亦不乏捧场客，以基本收入计划争取人类自由和生活安稳，是其中之一。基本收入一直在不同地方进行实验，互相参照并愈见规模，推进过程相当务实，惟要推进至国家层面，始终要解决财政来源和官僚旧有思维，肯定激起艰巨的舆论战役，这是史坦丁和一众倡议者的下一道难题。
西班牙推最低收入保障 史坦丁︰不看好
各地政府大手笔推出保障就业、现金派发措施，媒体和评论界常把这些计划跟“基本收入”相提并论，西班牙政府计划在6月底推出不设限期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被形容为另一场大型基本收入的测试。史坦丁强调，纵然这是步入基本收入的方向，但并非完全符合原则，更直指西班牙的计划有三大问题，难言理想。
第一，计划受惠对象纵然多达85万家庭、涉及230万人，但只占国内1,200万贫穷人口的两成，并不算高，每年耗费30亿欧元（约263亿港元），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约0.25%。当入息审查仍然存在，纾困效果成疑：“若然有群组的经济不受保障，所有群组也会变得脆弱，不能独善其身。”
第二，受惠资格视乎去年的税务记录，即今年受疫症冲击的人未必包括在计划内。不过，当地报章引述政府消息指，将会扩大保障范围，增大保障网。
第三，计划以家庭（包括单亲家庭）为单位，而非基本收入提倡的个人，未能达致个人自立自主目标：“在先导计划中，我们看到女性缺乏足够收入，因而缺乏经济保障，生活要依赖丈夫和家人，忍受各项不合理对待。有基本收入，家庭内的性别关系会更对等。”
基本收入计划在实践上有诸多限制，例如预算有限、时间不能太长等，但史坦丁在以往的实验观察到，有几道底线必须坚持，特别是金额必须直接派发给个人、不设入息审查，宁愿金额少一点，也尽可能令更多人参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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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每人每月有钱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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