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二】政策失效 源于政府未有正视青年诉求
前文提到，香港青年走上街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代青年人公民意识增强的同时，缺乏公民参与的的渠道和权力。这与政府落后、傲慢的青年政策不无关系。
由需照顾群体到政治经济资源
1949年，香港政府委任了首位青年福利官，为贫困青年提供福利援助，可视为政府关注青年问题的开端。在此之前，青年并不是香港政府施政的聚焦对象。从1949到六七暴动前，政府主要将青年视为需要照顾的群体，“提供救济式服务”，谈不上具体的青年政策。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政策研究的郑普恩及邱瑞玲博士的研究，若以六七暴动作为分水岭，自那之后香港政府的青年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以“问题为本”和以“资源为本”的原则。然而这些政策却没有关注青年参与社会事务或政治志向的需求。
1967年，六七暴动的发生促使政府关注“青年政策”。六七暴动后，殖民政府的总结以“青年是问题”作承托，指出暴动的原因是“缺乏适当的康乐活动予青年”，以至于青年用“亢奋刺激和不寻常的方法来消磨闲暇”。可见，青年被标榜为具破坏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政府的管教、诱导。故此，当时政府的青年政策目标是“由志愿团体提供适当的康乐和非正式教育，及提供稳定的环境培养公民意识”。
随后，青年服务逐步系统化和规范化，但仍是以“青年是问题”的视角切入，这也是九十年代前香港青年问题的主旋律。比如七十年代初期，政府资助中文大学研究中心探讨如何防控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编成《青少年罪案社会成因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青年犯罪与远离家庭学校、团体等社会系统有关，遂基于此建议政府开展外展、学校及家庭层面的工作教育，为的是防止青年成为社会问题；又比如1977年的《本港青少年个人辅导社会工作之发展》绿皮书，也是在讨论如何减少青少年的反社会及犯罪行为；还有1981的《香港青年犯罪暴力罪行社会成因报告书》等等。在这段香港青年政策服务的萌芽期，政府主要用一种管治的眼光，将青年视为社会潜在的问题。
1990年，青年事务委员会成立，其目标在于栽培青年的“国际视野”、“领导才能”，以及正面价值观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兴趣，标志着政府对青年政策论调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政府主要透过青年事务委员会举办青年交流计划、资助制服团体的训练、支援筹办义工服务等，对青年实施教化。这一时期，政府在制定青年政策时仍有青年是问题的概念，但手段柔软不少，更像是从管治转变为一种教化。这时期可被视为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
回归后，政府的青年政策从将青年视为社会潜在问题，转为将青年视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资源。首先，政府培养青年作为经济资产的施政方向十分明确。首任特首董建华便在《施政报告》提到，“确保香港拥有训练有素、适应力强、兼备多重技能的人才，以配合经济发展和增强香港的整体竞争力。”回归后的首份教育文件《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也明确提到要以“优质教育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提供人才，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增强香港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同时，政府亦意图努力将青年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回归之前，殖民政府没有立场和动机对香港青年进行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教育，这方面因香港回归而有所改变。郑普恩梳理出香港的教育如何逐步加入对中国的认同，试图将青年转变为一种政治资源。1996年，香港编订《学校公民教育指引》，首次提出“促进中国公民身份”的需要，并“鼓励学生多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等”；1998年的《施政报告》亦提到希望青年人能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2001年教育局发表《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报告，提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成为“德育与公民教育”五个核心价值观之一；2007年，政府成立国民教育服务中心，以帮助中小学加强对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工作；2009年，当局把“认同国民身份”纳入为新高中课程学习宗旨之一。这些密集推动的国民教育措施显示，把青年视为政治资产，成为回归后青年政策的主流论调之一。
从郑普恩及邱瑞玲博士的研究梳理，不难发现在香港青年政策制订的历史中，青年不仅较晚才获政府关注，也缺乏被政府当作独立个体的传统。无论是从六七暴动前仅仅将青年视为需要支援的弱势群体，又或是上世纪后半叶将青年视为社会潜在问题，予以家长式的严防管教，再到回归前后将青年视为一种经济和政治资本，都没有正视青年这个群体在社会、政治参与的真正诉求与潜能。而香港社会公民参议公众事务的整体氛围近年逐步增加，这就导致了如今青年的这股诉求逐渐突显，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这股矛盾能否解决，青年的公民参与权能否扩充？请继续阅读：【青年之苦．三】调整政策 扩充青年的政治参与权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公民意识增强 政治参与无路 解读青年的怨与怒》。相关文章：当权精英虚伪离地 年轻人之怒爆发为个人，还是为社会抗争？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牧师对青年的忏悔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社工对政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