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五】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社工对政权的拷问
在上月26日包围警总的示威中，有那么的一幕让人记忆深刻：一个揹着红色背囊，穿着白衣，没有口罩没有头盔的女子，就这么面对白衫督察张开双手，一边劝警员离开，一边又劝她身后的青年离开。她，便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对于青年如斯勇往直前，她说不希望媒体聚焦在青年，只因这等同把责任推卸在他们身上，压力也会倍增。对于政府，在2014年占中时也热切参与其中的她说，社会一直在进步，只有政府，只有当权者不断倒退。
“不要把所有焦点放在年轻人身上，他们真的会有很大压力。”听许丽明的语气，是眼看青年被逼长大的心痛感。“所有人都说青年人很辛苦……今次不同占领运动，占领有留守的场地，每人若需要支援随时身旁便有人。”许丽明比较2014年的占领运动与今天，她解释，每个示威者各自回家后，或是面对四壁，或是面对不理解的家人，身边缺了可分担压力及无力感的“战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情绪很易往负面方向走，压力也因而增加。
真的，我是不想把责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该负的承担，我们（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们丶聆听他们。
特别是，当从新闻看到官员不置可否的回应，心里或觉得那些才是应解决问题的人，到现在一刻仍然选择冷处理，投入运动的都会沮丧，都会产生很大的无力感。许丽明再说了一遍，“真的，我是不想把责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该负的承担，我们（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们丶聆听他们。”
作为社工，作为情绪支援者，许丽明与同工最近常常收到“求救”信号，但这些信号非来自有意寻死的人，而是他们周遭的朋友，“在现场，（示威者）若发现不开心的朋友，也会叫社工去帮忙……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出事’，他们会立即联系搜救队。”有一次是深夜时份，当所有社工都在休息的时候，又有人“出事”（企图轻生），青年便自发去找，不断找不断找，终于找到时，许丽明便一直用电话教他们如何处理，如何安抚对方的情绪。最后，成功救回一条生命。
社会福利署早前向旗下的社福机构发信，指因应近日社会气氛，欢迎机构就此撰写关于增加青年情绪支援服务的建议书，署方会提供额外的支援。许丽明身处的社总就此发出回应：“政府实际上拒绝回应青年人的核心诉求，令青年人感到绝望，却将责任转移至本身有恒常工作的同工身上……我们认为社署高层应已知道，抗争者的诉求清清楚楚，政府毫无迹象作出制度上的回应，这只会让人更感绝望，把绝望的年轻人再推向更黑暗的深渊。社署高层更要做的，就是向政府施压，叫他们直接回应诉求。”
访问的前一天，正是有防暴警察手持长盾，深宵到大埔“连侬墙”撕走有警员个人资料的单张；政府多次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只强调目前的监警制度足够，推搪了事。
社会一直愈来愈强壮，但政府是一直倒退。
“社会一直愈来愈强壮，但政府是一直倒退。”在许丽明眼中，社会强壮在于今次的游行成功做到社区总动员，不再局限于过去只有一小撮人热衷运动，示威者之间对“行动”有商有量，即使在没有大台的情况下，仍能在示威现场有讨论的空间，示威者之间互相支持丶配合，然而，政府的倒退在于不解民情，不接受人民的诉求，只听偏向自己一方的意见。
“我去看整场运动，不是看政府有做到什么，而是看我身边的人做到什么……青年互相爱护，真的是一班很叻的年青人。而我想做的事情是想告诉青年人，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青年向社会发出重重的怒哮，对于当权者期望以沟通和解，他们不以为然，这是一种对政权完全失望的表态，也是对政权发出的灾难性警号。社会对立，谁才是在青年身上刮下一道道伤疤的始作俑者？
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示威现场 他们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