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三】为个人，还是为社会抗争？
上一代的人生就像下了一局飞行棋，不管开局的运气多糟糕，长久困于宠牢里，但只要锲而不舍，终有一天飞到终点，只是这一代没那么好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形容，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本地经济泡沫爆破等等，都令奇迹故事失去可信性，年轻人眼见社会变差、贫富悬殊、楼价高企，开始质疑“努力就有回报”的论述，并把生活窘局与资源分配的不公不义相扣连，由此衍生两个问题：“一个是单纯个人问题——我（青年）计算过我整辈子也买不起（楼），这是个人的沮丧；但另一种并非单纯个人买不买得起，而是（大家都买不起）你觉得这个社会很有问题。”
承接上文：【青年之苦．一】当权精英虚伪离地 年轻人之怒爆发【青年之苦．二】是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
前者不难理解，但后者经常被忽略；正如特区政府在回应连串的抗争运动时，似乎也只是把问题归咎于青年政策的不足，难怪会被外界批评是“断错症，落错药”。
六七暴动后，“青年”首次走进港英政府的施政视野，有不少回应青年需要的政策。回归后，青年政策虽然一直渗透于不同层面的政策当中，但只有现届政府提出以青年为核心的青年政策。翻查资料，历任特首均曾针对不同的青年问题，提出相应的青年政策：如董建华预留5,000万元成立持续发展及培育基金，协助双失青年；曾荫权提出兴建单身青年宿舍，纾缓青年独居问题，宿舍今年竣工；梁振英成立三亿元“青年发展基金”，协助年轻人创业；林郑月娥则强调“与青年同行”，制订“三业三政”方针——关注青年学业、就业及置业，以及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及参政，包括先将“青年事务委员会”改组成“青年发展委员会”，统筹跨部门青年政策，亦推出“青年共享空间计划”、推出“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等等，政府总会说，青年是香港的未来，但青年们能看见自己的未来吗？
李立峰说，有别于涉及托儿支援的妇女政策，以及关乎安老护老的长者政策，“青年人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很难单纯当作青年政策去处理。”他举例说，如求职问题，这关乎整体的就业市场，而非仅是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如果是就业市场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最难求职的不是青年，而是50多岁的人。”
他表示，自己不是研究青年政策的专家，但当政府视青年为独立群体，那么在政府眼中，青年出现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独特”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我的认知是，有许多人眼见楼价飞升，有感自己上不到楼、社会很不公平。这是楼价问题，不是青年人问题。”住屋素来都是头号的民生问题，不同的是往日上车是港人的起点，今日却变了大家的终点。当年轻一代眼见楼价高企、公屋短缺等问题，政府只在置业阶梯左修右补，首次置业上车盘等政策层出不穷；发展商顺应潮流推出纳米楼，既贵且细。
李立峰不禁反问：纯粹叫青年投身大湾区发展便可以解决问题吗？“假如我是一名20岁年轻人，我觉得我买不起楼，而政府认为这是个人发展问题，那我去别的地方发展，但事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如果这里有一百名青年，理应有一百种生活，偏偏社会却把他们推向漩涡。李立峰批评，政府完全弄错怨气的性质，将年轻一代的怨气当成个人发展机会问题处理：“政府仍然用他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总之都是机遇问题，你有机会，力争上游几十年后，便会有收成期。”
一直以来，政府认定有责任为青年人寻觅更多发展机会，但不少青年人却不领情。在李立峰眼中，“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好，自然大家好”，政府未必需要推出很多独特的青年政策，而应优先回应整体社会的基本及重要诉求，再处理针对特定群体的小型议题：“如妇女因社会不公义、不公平而对社会有很大怨气，但政府却做儿童照顾，我不会认为没有意思、不用做，但你解决不到大问题。”可惜，今天政府仍未戒去本末倒置、捉错用神的弊病，“你解决政策偏向商界的问题，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在施政上做到令大家认为你（政府）是开放、公平、公义的，所谓青年怨气已可减掉一大半。”
有党派提出政府可带头与社会各界建立沟通平台，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收集意见，当中包括利用社交平台与青年人沟通，不过，李立峰质问，为何还要建立什么平台？“早有平台进行沟通，年轻人的声音一直有表达出来，不需要刻意地做一个平台。”他有气没力地说，青年诉求早已宣之于口，当下也有不少学术研究及政策研究，探讨年轻人的心态与追求等等，“只是在过往十年八载，政府没有听过（视而不见）。”
缺沟通平台，还是缺沟通诚意？
黄以恒认同李立峰的说法：“政府一直有一些所谓沟通的渠道，但不会seriously take it into account，他们想年轻人坐下来谈，但却没有好好认真汲取意见。”早前有传特首林郑月娥曾透过中间人邀请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会作闭门会议，但在黄以恒看来，这些都不过是“摆姿态”，“政府没摆出一个有任何改变的态度，这便是一个问题。”就像目前的青年发展委员会，34个非官守委员中只有三个是自荐委员，其余均由政府委任。
“到底听到几多真正在外面的青年的声音呢？另外，即使带到声音入去，政府又听得（入耳）几多呢？”黄以恒认为，从委员会的组成及自荐计划的筛选过程，不多不少可看出政府没有做好容纳多元声音的准备。
说到底，还是政府是否有意吸纳贴地的青年声音。若否，政府再辟多少路径也就不过是空话。
每年的《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均被视为一个扭转民意的契机，政府原本可推出大量惠民措施，解决房屋土地等深层次问题，扭转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可惜当局从没好好把握机会。有学者预料，政府会于10月《施政报告》中大肆“派糖”，取悦市民，顺道平息民愤，但李立峰断言，派糖只会火上加油，令市民更愤怒：“今日批评政府的那群人，其怨气不是源于经济问题，你派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大家着眼于公义问题，派糖无法在今日香港奏效，甚至在财政能力上，派糖愈派愈多，离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便愈走愈远。今天的投资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只是政府仍对社会深层次矛盾视而不见，对一些迫在眉睫的社会政策如全民退保充耳不闻，无心改善贫富悬殊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人也会有变老的一天，问题仍是日复日延续下来。
继续阅读：【青年之苦．四】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牧师对青年的忏悔【青年之苦．五】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社工对政权的拷问
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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