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表演】自由还是监管 街头表演究竟属于谁？
街头表演者Vincent也参加了“我城我故事”艺术节的座谈，同时为文化研究者的他认为，“唱歌是一种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如果一味禁止，这种自由似乎被扼杀了。正如麦海珊在《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中展现的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唱歌的人们，她希望最终“广场属于人民，而非管理员”。此文为街头表演系列报道之三
雨山后来一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门口的广场表演，因为那边暂时不会被驱赶，却不允许收费，而且要事先和管理员登记名字信息。她说，曾经遇过被警察或管理员驱逐的情况，那时只能悻悻然离开，重新寻找可以唱歌的地方。Nicolas和CL回忆早在2012年于天星码头表演时，人很少，从未试过被驱赶，但是，“愈来愈多新的乐队加入，偶尔有斗音量对抗发生，这就会引起别人投诉。”
回看2018年８月，旺角行人专用区被取消后，曾经聚集在此地的表演者们被迫转移到其他地方，却处处碰壁，甚至还出现迁移到尖沙咀码头表演却与该处原有的表演者发生冲突的事件。乱象在街头上演，表演者们无奈，也不知所措。如何有序利用公共空间？对于物尽其用的港人来说，是街头表演面临最大的问题，而尽快落实监管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Back to busk的另一名成员Eric忆述：“我们大约2015年开始玩busking，当时主要在尖沙咀或者中环码头玩，表演者还不算太多，所以大家可以有各自空间，自律地表演，也不会跟其他表演者距离太近，所以曾经的气氛是不错，也会聚集不少的人群欣赏。”
他表示，“自政府废除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后，演出的生态环境改变，在旺角的街头表演者开始聚集尖沙咀甚至中环，空间少了，争执多了，有不自律者更会把音量调大，令大家不再享受这件事。可以的话，尝试疏导各街头表演者去各区指定位置表演，或参考发牌制度，才可令街头艺术文化正面发展。”
上海是内地第一个由专业机构给街头表演者颁发许可证的城市。早在2014年街头表演在内地方兴未艾之时，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在100名街头表演者中选出8名有资质的表演者，允许他们在当年10月25日起正式持证在街头表演，拥有为期一个月的试行阶段，按照“持有证书、规定地点、指定区域”的要求进行表演。如今，五年过去了，效果似乎不错，也助上海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据新华网报道，截至去年底，上海持证的街头表演艺人已经达到了120余人。
在上海街头表演口风琴有三年经验的老余听到香港街头表演者的境遇后，直言上海的公共空间相对较大，并且市民还处在对街头表演充满新鲜感的状态，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投诉，政府监管措施果断，也变相保护了街头表演者的权利。他觉得在这样监管友好的环境下，尽管看似被规管，他们还是拥有更多一点点的表演空间和自由。
香港目前有两处地方是可以合法申请牌照进行表演的，分别是沙田大会堂广场和西九文化区。其中，沙田大会堂是2010年推出“开放舞台”计划后仅存的一处场地，而西九文化区在2015年推出了“街头表演计划”，原意是让市民与表演者在共享空间中一起享受艺术，惜计划推出至今，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对于一些街头表演者来说，把街头表演束缚在条条框框中是一种毁灭性破坏。CL说街头表演就是一种即兴的表演，当你走在城市的街头，不经意间听到转角传来的音乐声，这才是街头表演的真义。倘若如同西九文化区那样，成为一个规划项目，就丧失了街头即兴演出的感觉，“街头表演就应该存在于街头，而不是一个被安排好的区域。”
雨山则认为，“对于西九文化区，我觉得它的招募计划让大部份表演者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我们报名之后，要等待被别人挑选，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是否歌唱。”苏春就曾参加过西九文化区的“自由约”活动，但是他认为那里成为了一个有钱人观赏艺术的表演区，他还是宁愿自己寻找合适的表演场地。
苏春就在讲座中无奈地说，政府可以将平民化的旺角街头作为一个实验室，即使把之前的规定推倒重来也好过杀街。他也支持发牌，却不赞成把场地划分得如此死板，这就不是真的属于街头的表演了。
街头表演最终走向何处？倘若矫枉过正，会使其失去原本的味道，那么，不监管是否又会导致纵容乃至失控？时下的矛盾很大一部份就是在探讨监管的尺度间来回拉扯。正如雨山所说，街头表演者要懂得分寸，要有自觉性，学会尊重公共空间中人人平等的权利，才可以让街头表演进行得更加畅顺。
CL则不断强调quality（素质），说现在一些表演者都不明白太过影响别人是不好的。“发牌至少可以控制表演者的素质，尽管会失去多元化的表演者，并且有了监管机制的表演，一些自由发声的权利就被束缚。”这样看来，似乎尚未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世上本无双全办法，街头表演这样在民间野蛮生长的艺术原本需要自由，但也会因为过度自由而失去自由，尝试并思考如何去给这些小众艺术一些空间发展，才是城市管理者们真正需要思考的。
林国伟分析，如若让街头表演者们自下而上地组织监管，例如自发地成立一个自我监察组织未必是坏事，但是，比较担心这些小范围组织滥用权力，被少数人操控，最后仍旧没能解决冲突。
他认为，用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去监管，虽然可以控制数量，但的确也会丧失其即兴、自发表演的本质。
雨山在街头表演之余还参加大大小小的唱歌比赛；Nicolas和CL仍旧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也时不时担任音乐比赛的评委，组织自由音乐者参加商业表演；Back to busk还在街头唱歌，不久前，他们在Facebook主页上贴出海报，宣布自己最新的演出行程和地点。
另一边厢，“杀街”带来持续的争议还在发酵，并且伴随着西九文化区的逐渐完善，表演场地被强制集中，或许会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中街头表演者和城市管理者的拉锯战。
旺角行人专区如今变成一条与寻常商业街无异的街道，时代广场门口最常见的是大大小小的商业展，街头表演者们歌唱的地方悄然发生改变。
以上种种问题，人和城市的困境，如今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在提醒管理者们，或许停下追逐利益的脚步，去倾听一下大众的声音。当街头表演真正融入城市血液，而不是成为管理者们用来装饰城市门面的工具时；当公共空间可以拥有无数多元化的使用可能时，城市会不再没有属于文化的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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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0日）《把艺术融入城市血液 街头表演：在自由中发声》，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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