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king争议】街头表演与立法如“水沟油”？　澳学者戳破假象

今年5 月，爱尔兰高威（Galway）的街头表演者团体发起罢工抗议，反对当地一项针对街头表演的新地方法规。这项法规列明每天下午六时前于指定地点禁止使用扩音设备，并且限制大规模围观活动，以免阻街扰民。

市议员Peter Keane 指出，商户每年支付庞大的税项，担心街头表演的噪音及滋扰问题会招致损失。街头表演和立法规管之间经常存在冲突，然而，立法是否真的会抹杀街头表演？又有否其他可行的做法以作平衡？

美国波士顿著名的法尼尔厅市场（Faneuil Hall Marketplace）近年也曾发生40名表演者集体“罢工”事件。这源于负责的管理公司收紧表演协议，其中惹起争议的部分包括：表演者拒绝在太阳下或酷热天气下表演会收到警告信，若违规两次更会踢出表演计划名单。

发起罢工的表演者组织表示，新方案限制了言论自由，更危及他们的工作，故非常不满协议内容，表明不会签署。在此地表演七年的BrentMcCoy说：“一般条款和规则的改动，将直接影响我们谋生的能力。”他认为，当局提出的新方案忽略了天气、温度和环境噪音对他们的表演造成的影响。

其实，管理公司每年都会和街头表演者订立协议，包括人群控制、噪音问题或表演者失场等事宜，但今次协议的规则较以往大幅收紧。不久前，表演者亦曾不满管理费用高昂，管理公司则解释，费用是抵消行政、宣传推广和保安开支。表演者得知收费结构后，杯葛试镜活动，迫使管理公司搁置加价计划。全球街头表演者组织Busking Project的负责人NickBroad 称，新方案是“对这个历史建筑的每一位街头表演者的侮辱”。

意料之外　多数表演者赞同规管虽然有部分支持街头表演的人士认为，街头表演应该不受约束，而且街头表演和立法管制的关系往往如“水沟油”，但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街头表演者大多欣然接受当局的发牌规管制度，而且在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街头表演往往是一份工作，而不仅是兴趣。

《香港0 1 》访问了新南威尔斯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法律系教授Luke McNamara，了解澳大利亚街头表演的发牌制度。McNamara曾联同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of Wollongong）法律系副教授Julia Quilter调查悉尼和墨尔本中心商业区街头表演的法例和执法方式，分别访问了墨尔本市政府、悉尼市政府和悉尼港海岸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以及该区的街头表演者。中心商业区的发牌制度主要规管噪音和行为，对不遵守规则的人处以严厉的罚款。

McNamara 说：“我们以为街头表演者讨厌由地方议会规定的条款和规则，结果我们错了。”他补充，少数人的确是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但大多数人承认法律是公平的，部分人亦指喜欢这些规则，因法规赋予合法性和肯定他们的表演。不少地方因为规管问题而引发冲突，此项研究结果正是有趣的对比。近年，英国主要城市一些“过度热心”的发牌规则，令街头表演者更难以经营，亦令人担心会赶走为社区带来色彩的街头表演活动。正如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结束行人专用区后，坊间亦掀起立法与否的讨论。

悉尼市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市政府规管街头表演，悉尼港海岸管理局负责管理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和邻近的岩石区（TheRocks）；墨尔本则设有中心商业区街头活动政策和街头指南。两地的规管方法相似，需要牌照方可表演，表演的地点、时间和音量等都纳入规管范围。无牌表演或不遵守规则者将会处以罚则，墨尔本的罚金为3,000 澳元（约16,900港元），悉尼则为2,200澳元（约12,400港元）。

减少噪音　发牌制赶走闲杂人等

虽然悉尼和墨尔本的法例看似严格和具惩罚性，但报告指出市政府支持多元街头文化，同时取得了减少相关投诉的成效，应予以赞赏。他们发现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温和且以教育为基础的执法方式”，以及表演者的自律。McNamara 补充：“执法者一般会以说服的方式，劝喻表演者降低音量，或转移到其他地方表演。”

不少街头表演的支持者态度坚决，认为街头表演是自发即兴的音乐体验，故涉及付费、预先申请就已经不是纯粹的街头表演。另一方面，执法当局更需了解表演者如何看待立法规管。上述研究有助理解相关问题，研究发现表演者接受市政府的法规，并认为有助规划城市环境，而且大多数人看到法例的优点。

街头表演活动是不少表演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若法例未有损害他们的收入，甚至有利他们在街头安稳工作的话，街头表演者亦没有理据反对立法。

在悉尼马丁广场（Martin Place）和海德公园（Hyde Park）表演近十年的吉他手JosephZarb 持有街头表演牌照，“我选择和议会合作，因为总体上喜欢他们所做的事。”他指街头表演可以令冷漠的城市环境变得不一样，他对议会给予的支持感到欣慰，亦乐见很多途人欣赏其音乐。

有街头表演者坦言：“我喜欢这个发牌制度，因为它赶走了闲杂人等。”另一位表演者就认为，制度很公平，因它反映了表演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一些“潜规则”。这些表演者不觉得法例和发牌条件成为限制，反而，大部分人认为法例有助分享热门表演场地，同时可减少混乱情况。有表演者认为设立法例是好事，否则表演场地会挤满表演者，最终只会产生一堆噪音。

尊重业界　执法者表演者谋共识

当然，表演者对法例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在特定时间禁止表演等。McNamara强调：“关键是良好的执法方式”，执法时具敏感度和弹性，而非单靠严厉执行。表演者和执法部门均指，罚款的情况很少发生。执法方式通常是互相尊重，合作而非好斗，罚款只会作为最终极的手段。

一位悉尼执法者提出，街头表演是街景中别具价值的一部分，城市若没有这些表演者，感觉很死寂。一位墨尔本执法者表达了相似的感受，而且赞扬街头表演很美好。表演者大多正面评价和执法者的相处经历，认为他们欣赏并支持街头表演。街头表演者也相信自己为城市生活作出贡献，而这些贡献亦得到欣赏和支持。

McNamara 总结：“本地议会有一个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去协调街头表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表演者本身，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Nick Broad 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街头表演是需要规管的。”不过，他始终认为业界自律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在全球众多街头表演的群体中亦已证实成功。以伦敦的高文花园为例，由表演者组织及主导相关制度，并负责试镜和审核申请。

Broad又表示，部分政府的发牌制度其实不差，不少女性表演者更倾向这类有系统的做法。总体来说，世界各地的街头表演一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包括音量、时间和场地等。

澳大利亚的例子说明，立法规管街头表演是可行的，成功关键在于执法手段。近期，香港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杀街”后，同样有立法与否的讨论，相信澳大利亚这项研究有助了解相关议题，也推翻街头表演与立法规管必然对立的简单想像。

上文节录自第13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8日）《街头表演：点止艺术高低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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