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一】从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与落寞

同样抱持着对政府的不满，同样曾因“中国因素”燃点，引发了一场由青年主导的社会运动——台湾在激情过后，尽管生活仍不尽理想，对政府仍多所埋怨，但年轻人依然在体制内或体制外，以各自认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影响整个政治生态，期望着改变的可能；相较之下，香港距离“雨伞运动”的爆发也将迈入第五个年头，年轻人对政治的想法或追求是否出现了不同的变化？香港青年内心的火苗是否依然闪烁？

对年轻人而言，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似乎过于遥远，但声明中提及的“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却是那么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段话不断在中港“全面管治与高度自治”的拉扯里出现；陌生的是，别说五十年不变，自“雨伞运动”至今，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包括政改破局、旺角骚乱、议员DQ（取消资格）、立法会补选，都足够让年轻人起伏跌宕。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双普选”一锤定音，否定被民主派视为普选核心的“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即831框架）。9月22日及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学民思潮（双学）先后发动学生罢课，惟活动结束后，双学突然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以重夺“公民广场”，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学生领袖被捕，引发大批市民到场声援。到28日凌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等宣布提早“占中”，至当日下午，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以驱散群众，却激发更多市民到场。一名面戴口罩的男子挺立于催泪烟雾中高举雨伞的画面，许多人仍记忆犹新，这场抗争也被冠以“雨伞运动”之名——示威者在港九多条主要干道静坐，无数个微小却又明亮的手机灯光划破夜幕直到破晓，无数条黄丝带系在街上、头上、心上。

他们的诉求虽然没有得到期望的政府答复，最终也未能争取到理想的普选方案，但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社会运动，仍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氛围，“公民觉醒”观念成为这一代的政治启蒙，更有多名年轻人成功晋身立法会，俨然掀起崭新局面。然而，接踵而至的宣誓风波及人大释法，导致六名非建制议员被褫夺资格；随后两次补选中，一向较获年轻人支持的民主派却接连尝到败果，检讨声浪蜂拥而至，有人批评是泛民分裂，有人归咎于候选人魅力不足，有人则认为选战策略有误。以去年3月11日九龙西立法会议席补选为例，18至20岁及21至25岁族群的投票率，分别由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55.43%和55.40%，下跌逾20个百分点至28.38%和31.16%。不过短短两年，年轻人为什么不愿再出来投票？是再没有兴趣追寻民主自由，还是回到现实过后面对更多仍待解决的难题，让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已被扑灭为如萤火之光？

只有泛民VS建制？

无从选择的年轻世代“与其说对政治变得冷感，不如说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从2012年加入学民思潮到参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在2014年的伞运中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2017年又参加了新界东立法会补选民主派初选，年仅25岁的张秀贤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可谓之浅薄，现为智库立言香港召集人的他，谈起对香港政治未来的想像，却充斥了悲观与绝望。回顾雨伞运动前后的政治环境，张秀贤认为年轻人表达的不只是对中央介入的抗拒，更多是对传统民主派的不满。“老实说建制派跟民主派，把他们名字遮掉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大家都说民生政策、都说关心年轻人，但最终行为上有让年轻人觉得你关心他吗？没有啊。为什么？年轻人不爽民主派，就是因为民主派的政纲，跟他们说的话、跟他们的行为根本就不符合嘛。”

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非建制派政党看似完成了新旧交替，并拉高整体泛民势力的声量，但实际上呈现的却是泛民分裂的前兆——年轻人对传统民主派保守、迂腐、无力的不耐，让他们把希望都转移到了本土派身上，使二营对立变成三分天下。“这部分很像台湾的情况，对蓝绿两党始终没有作为产生不满，因此形成了（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人的旋风，本土、自决派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满民主派，加上他们的政纲与诉求对年轻人而言是有共鸣的，像中间派也说他们是民主与建制外的第三条路，但就不会得到支持。”尽管议会版图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改变，但破纪录的投票率与政治新血和新论述的加入，都让年轻人雀跃不已，“香港变天”的说法在网络上甚嚣尘上，似乎马上要翻向新的政治篇章。然而，热情的种子才刚刚萌芽，就面临了各种严苛的考验。雨伞运动中多名示威领袖官司缠身，推行激进路线的党派遭到取缔，拥护“港独”、“自决”的议员接连被DQ，一切抵触“一国底线”的后遗症不断涌现，原以为积极参与政治后将有所改变的美好泡沫，被现实的纹风不动一一戳破，体制依然、政府依然、生活依然，一切仿佛不曾发生过。

“有人说年轻人变得务实了、变得专注在现实的生活上。生活上可能很务实，他们会去深圳排队买喜茶、周末会往大陆跑，这些都是事实，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务实，但他们只是想不到方法去改变现在的政治困局。”张秀贤指出，年轻人的“务实”是将生活与理念分开，他们可以去内地玩、去接触内地，但不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对体制的无可奈何。因为制度对立法会参选人的筛选，年轻人想选择的对象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他们既不可能转投建制派，但面对传统的民主派时，也不愿再屈就或违背自己的意志“含泪投票”。“香港年轻人政治上的选择真的不多啊，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一连串民主运动及中国因素比较强烈的时期，在政治信仰上比较难有太大的改变，有人会说（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选特首的时候一样受到很多人支持，不就代表有转变的空间？但那是没得选择啊，他看起来好像万人拥戴的样子，但追根究柢就是我们根本没得选。”张秀贤再三强调香港青年缺乏选择。现实的政局真的如此不堪吗？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就让年轻人那么的“投不下手”？

“不可能投给建制派，但民主派身为反对党，你有没有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你是不是那个能带来改变的人？我觉得民主派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温和的人觉得不够温和、激进的人觉得不够激进，民主派自己都搞不懂（定位），年轻人要怎么投给你？尤其伞运之后很多人都政治觉醒了，你还用过去的方式跟大家对话、做议会工作，已经不合时宜了，大家希望作为民意代表的民主派，可做的事能更多更好，但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民主派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谈到民主派为何争取不到年轻人的支持，与其说是批评，张秀贤更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张秀贤说：“民主派会明白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困难吗？我看不出来，他们对我们的感觉根本不深刻，因为没有经历过，他们跟年轻人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所以说民主派‘离地’并非不合理，就算是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在上一辈的栽培跟保护之下，能感受到现实中的年轻人多少？我相信，只要抛出有共鸣的政策或议题，年轻人很容易出来投票，因为大家需要的是‘理解’，不需要你高高在上说些漂亮话，而是需要民主派自己去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嘛。”

民主派会明白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困难吗？我看不出来，他们跟年轻人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

随着年轻人一次次祭出“泛民”以外的身份、盛大参与了每一场香港的议题与运动，传统的泛民政党们也一次次离年轻人更远了一点。抛出的议题年轻人无感、推出的候选人年轻人也无感，还不时陷入“大佬文化”、被批阻止年轻一辈上位——或许在痛过后才能惊醒，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泛民内的世代更迭”，而是“更替泛民的世代抛弃”。然而，原本广受年轻人支持的本土派已无生存空间，现在的政治人物应该提出哪些论述、何种诉求，才能重新赢回年轻人的信任，让年轻人重燃对政治参与的希望？张秀贤认为，在谈政治、谈理念之前，如何求存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先求香港生存、先求年轻人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公约数，港独、自决等议题不应再老调重弹。“我认为政治人物在选举时，港独、自决这些议题真的不用再提了！提了以后只会面临被DQ的命运。况且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港独吗？显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很务实，知道这个选项没有未来、没有很稳定的想像。自决是一个比较大的公约数，但现在被打压过后，可能也不会再宣之于口了。所以不要再被那些旧的东西、旧的框架限制住。现在要提出的，是对未来香港的想像，在仅余的权利跟制度下还能争取什么？对香港未来的蓝图、对民间路线的发展、对国际情势的判断有长远的眼光，在一个新的框架提出一个大家都不会反对的‘香港共识’，告诉大家要往哪走， 这才是可以吸引年轻选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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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5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18日）《从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与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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