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 ‧ 一】从觉醒到觉悟 台湾青年的“转型”之路
3月18日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五周年,自2014年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社会运动以降,一群原本政治冷感、不愿就公共议题表态的台湾青年,成了社运与政治改革的先锋,重挫被指“威权亲中”的国民党。但时至今日,原以为将被扫进历史尘埃中的国民党,去年竟在承认“九二共识”的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带领下死灰复燃,重新夺回多数县市政权,包括民进党掌控了三十年的高雄市;台北市也由高喊“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在蓝(国民党)绿(民进党)夹击之下惊险连任。五年前满怀热血抗争的台湾青年们,是否已从当初的“觉醒世代”,慢慢踏上现今的“觉悟之路”?
“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这句改编自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言,被视为太阳花学运的立基点与精神指标——当年由于担心执政的国民党以黑箱作业、自我矮化等方式通过亲中(亦称“倾中”)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下称《服贸协议》),加速台湾被中国大陆鲸吞蚕食,台湾青年遂以占领立法院、行政院等方式,表达对马英九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一连串的行动,除了迫使国民党暂缓通过《服贸协议》外,也唤起台湾青年世代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及参与。
但若回推至2014年之前,这些年轻族群却被视为政治冷漠的“行动侏儒”,“宁愿排队买松饼也不愿出门投票”、“万人响应一人到场”、“网络上的空气票”。在平均只有六成多投票率的情况下,网络上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候选人总是胆战心惊,害怕他们真的只会在“嘴上支持”,而没有实际行动。
“其实不是不关心,但父母常常跟我们说不要谈论政治,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只要一聊到政治,他们就会变得很紧张。”29岁的律师王筱涵提到,在成长历程中她跟妹妹不断被灌输“政治很无聊、不要聊政治”的观念,只要一谈到相关话题,父母总会惊慌地制止她。“我不确定是不是以前戒严(台湾1949年至1987年实施戒严令达38年)的影响,但他们确实表现出一种害怕的感觉,好像评论政府是不恰当的,也常会说谁来做(执政)都是一样的,过好自己(日子)就好。”因此,她虽然也关切社会上正发生些什么,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与不满,但都仅止于在心里嘀咕。
漠不关心或有苦难言压力锅下的台湾青年
“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就是个no body吧,就算想说什么也没人会理你,反而好像自己过得很失败才会在那边捣乱,这样好像很糗。”王筱涵表示,尽管毕业后就考上了律师,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即便表达什么想法可能也得不到回应,说不定还会被嘲笑是无法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指容易受伤)。“大人不是最喜欢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以前可不是这样’吗?”王筱涵一边开玩笑地说,一边忍不住自己也笑了出来。
年轻族群对社会议题发表看法时,常常被相反意见以一句“那么多意见,缴过税吗”给噤音,“被政党利用”、“不懂现实残酷”、“对社会没做过贡献”等批评也不绝于耳。在太阳花学运之前,台湾年轻人即便对社会体制有诸多不满,大多却不愿对政治或公共议题有太多表态,许多父母也从小向子女灌输“政治是大人的肮脏游戏”,年轻人只要顾好自己,读好书找好工作,长大后自然有其一席之地等想法。
“会出来抗争的年轻人不是缺乏竞争力,就是想借着动乱谋求私益。”——想在这样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取得发言权,就必须先遵循由成人订下的社会法则,在体制内博得一定影响力,你的声音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一群失败者的集体抱怨。
然而,当阳光看似将被黑幕笼罩,一株株太阳花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太阳花出关播种开启台湾政治新页
2014年3月18日,国民党在立法院以30秒强行通过《服贸协议》后,大批年轻人冲入立法院、攻占街头,开启了长达三个星期的抗争,被外界称作“318学运”或“太阳花学运”。
“那时候心里是很复杂又很激动,因为第一次真的担心台湾民主受到威胁,却也很感动,原来有那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而且他们都站出来了。”王筱涵回忆起当初学运爆发时,许多人手持太阳花坐在立法院外面打着地铺、搭着帐篷,许多抗议声被画成海报、看板等艺术创作,还有人在街上开启了民主讲堂交流感想,一时间似乎所有年轻的声音都投入了这个舆论场。
“或许是看到大家热情参与政治的模样吧,从太阳花学运过后,我确实变得更关心政治,也比较有勇气大声说出自己对政治的想像。”从默默仰望,祈求些许关注到不再沉默,太阳花时期的各类社会运动,确实以“公民觉醒”的理念口号,将台湾青年参与政治的热度推向新高峰。
事实上,2008年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方式阻止抗议群众挥舞中华民国国旗、强行关闭播放台湾意识歌曲的唱片行等粗暴维安行动,导致许多社运团体与学生不满所引发的“野草莓学运”,就已拉起近年台湾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序幕。
当时正逢各校的期中考试,学生其实未有长期抗争的打算,也未做出大规模学运的筹备,未料就在学生已陆续散去之时,警察却大动作强势驱离,反而使已逐渐平息的情绪再度升高,最终演变为长达一个月的静坐活动。
尽管野草莓学运因其“政治性”的本质,与当时社会运动“去政治化”的理念相背,产生许多内部的矛盾与外部的质疑,但仍不失其开启许多年轻学子重视公共议题、并开始参与政治讨论的重大意义。
受到野草莓学运启蒙,一些年轻人开始投身各类社会运动,从反大埔拆迁事件、反媒体垄断等社会重大议题,都能看到这些社运新血穿梭的身影,而细究这些社会运动的本质,虽然是针对基本人权、新闻自由、程序正义等诉求,却也包含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国大陆日渐介入的反抗,尽管并未酝酿出太大的果实,但也在年轻人心里种下觉醒的种子。
2013年7月,中华民国陆军义务役下士洪仲丘疑在军中遭虐待致死,但当局推诿卸责的说词、新装修的监视器“完全没有画面”、充满疑点的侦查报告,在在踩踏着年轻人对公平正义的底线。公民团体打着“天下为公、公民觉醒”的口号,号召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漠视军中人权及试图遮掩的态度,公民觉醒的概念在青年心中萌芽,并以此展开了一连串社会运动的诉求,直到太阳花学运时被推展到了极致。
太阳花学运点燃了引信,打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旗帜,台湾青年对政治的参与度开始大幅提升,除了勇于站上前线推动罢免不适合的立委,诉求各类政治改革外,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及2016年的总统大选,20至39岁,占了总投票人数三成八的年轻族群,投票率也从六成多攀升到七成五,在选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见图)。加上青年利用网络传播议题、主导运动的能力,让网络世界成为带起政治风向的新战场,各政党也开始思考如何回应这股旋风。
太阳花学运点燃了引信,打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旗帜,台湾青年对政治的参与度开始大幅提升
这股觉醒之势也确实如洪水一般,让国民党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大选吃下前所未有的败仗,不只失掉中央执政大位,六都直辖市也仅保住新北市一都,连立委席次都只剩35席,执政、立法权尽失,被认为是觉醒世代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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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5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18日)《太阳花学运五周年 从觉醒到觉悟 台湾青年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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