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2】“跨阶级路线”是左右逢源，还是自欺欺人？
早在1999年，民主党曾就阶级政治及执政意识等举行大辩论，张炳良、吕大乐、叶健民、李永达、陶君行等人，都描绘过该党经略香港的蓝图。时隔近二十年，阶级讨论及执政想像成了“明日黄花”，政党发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强差人意，《香港01》专访后三者，冀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带来一点想像和反思。前文提到，当初民主党因追求民主的共识而诞生，但欠缺对左右政策、阶级利益及政党定位等思考，最终还是走向分裂路。
3. 从阶级定位及路线分歧，到权力斗争及四分五裂
年少气盛也好，年幼无知也罢，那时“拆大台”已是所谓“改革”的必经之路。以陶君行为首的“少壮派”，在1998年底举行的民主党周年会员大会，把在外界看来很“juicy”的权斗气氛推向高潮。他们搜集大量授权票，意图把其中一位可能连任的副主席拉下马，由“少壮派”属意的基层代表刘千石取而代之；结果张炳良以3票之差落败，心灰意冷下辞去中委职务，只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而胜选的刘千石竟于翌日请辞。十多名前“汇点”成员不禁联书质问：“为什么对党未来路线的辩论，要用一个精心部署将张炳良拉下台的序幕，作为开场？”
一个月后，同时获“主流派”及“少壮派”信任的何俊仁，经补选顶上副主席一职。正当外界以为民主党的权斗风波告一段落时，这场对民主党发展举足轻重的闹剧，才刚刚开始。
1999年1月10日，该党率先举行一场“党务检讨日营”，就未来路线进行大辩论，其中“跨阶层”的说法，获得不少人认同。当时李永达主张民主党应该发展成“以中产为主导，团结基层及小商人为基础的政党”。
他研判，未来10年有七成人拥有物业，且有逾两成学生入读大学，相信中产阶层将会在现代化金融社会中不断膨胀，而其扩展基础就是民主党扩展实力的主要来源。因此，他认为民主党需要展开具针对性的中产议题，争取他们的支持，以在2000年选举成为中产代言人，同时，民主党亦要淡化反商形象，团结全港数十万小商户。
张炳良亦在题为《民主党的再出发：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连线》的发言中提出，民主党应该追求一个能够体现社会合理分配和彰显公义的民主体制、新的市场、新的政府，既重视政府的分配功能，也不忽略市场的结构问题，既关心财富分配，也重视财富创造。
他又提到，民主党虽出身于基层运动，但在为基层出头的时候，没有必要把基层与中产对立，搞狭窄的阶级主义，而民主党需要走向的，是融入全港市民而非基层主导的路线，才能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建新社会。
“跨阶层”自然成为民主党“左右逢源”的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与张炳良及卢子健共同撰写民主党党纲的罗致光，2016年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就形容，“民主党的政策就是，经济方面中间偏右，社会政策中间偏左。”然而，从负面角度观之，“跨阶层”亦使民主党陷入“左摇右摆”困局，留下支持领汇上市、出售公屋、有条件支持两铁合并等污点。
“‘跨阶层’是错的。”时隔将近20年，李永达以此为“跨阶层”路线作结。
“初期我们认为‘跨阶层’可行，觉得可以食到，但后来发现，这个term的意思很低，因为大部分市民只会在自己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才会有意见、才会被动员。”李永达举例指，近年政府举行扶贫高峰会，只有数十人到场外示威，“但没有‘全民退保’的话，受害的是那些无亲无故的老人，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人，为何无法动员其他市民参与抗争呢？就是因为市民就算觉得受苦，但还没有受苦到觉得要站出来一起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如果这个倡议只能动员30人，它是否一个适合去做的倡议呢？”
李永达认为，民主党应继续以中产为主，他还说，他现在同意吕大乐当年所撰《走出跨阶级政治的迷思》一文的说法了。
时任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指出，“跨阶级”是“自欺欺人”，是政党试图避免选定某一阶级作为争取对象，故以这分散投资的做法，来掩饰其缺乏形势分析、不敢作出选择等弱点。他认为，任何政治组织必须面对阶级定位的问题，以清楚界定其群众支持的基础，从而建立具有特定政策立场的政纲；尽管“跨阶级”理论上有助扩大团结面，但现实上根本难以兼容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分配资源时，必然要面对“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等问题。
显然，今天的民主党仍深陷迷思。
“当政治组织、政党要想‘跨阶级’的问题时，那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发展这一战线的问题——什么是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主要矛盾？哪一个阶层的利益是政治组织的立足点？哪些阶层是在这个形势下的团结对象？不同阶级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布局下，有着什么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吕大乐在文中强调，民粹式基层路线欠缺完整意识形态，故不可取，故建议“在发展（‘跨阶级’）统一战线、争取群众支持的时候，必须先想出政治组织本身的阶级立场，然后再评估形势，订明用哪一形式、以怎样的妥协，来争取在某一个形势下发展出的最大团结面。”
当年反对民主党走“跨阶层”路线的，还有陶君行。于他而言，“跨阶层”等同“和稀泥”，而民主党所谓的“中产—基层”定位，实际上只着重“中、上”阶层的利益。他主张，民主党应该与工联会争夺“中、下”阶层市场，“因为大部分中产都是基层出身，不太会反对你的政策倾向基层，而且他们大多有‘反共底’，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认同民主党，也会因而投票支持民主党。反观基层市民，他们会视乎你的政策取向再作投票决定，民主党若放弃的话是错误的。”
“我的另一个理由是，你在野的时候，就应该有咁左得咁左，这是选举策略的考量，当你在朝时，你没有办法要向右转，那是很自然的事，你可以慢慢和商界讲数，但叫价一定要高，10蚊唔得，咁8蚊得唔得，7蚊得唔得？”陶君行愈说愈直白，但都体现了他那句“民主制度只是手段，我希望香港变成怎样的社会，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4. 平定了“少壮派”，斗走了“汇点派”，民主党还剩下什么？
至1999年4月，“主流派”及“少壮派”持续因职工盟李卓人提出之“订定最低工资”动议而隔空开火，最终罗致光成功说服党友投下弃权票。到同年9月中旬，民主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是否将“设定最低工资”列入年底区议会选举政纲前夕，派系矛盾愈演愈烈。
两派人马先在《明报》进行笔战，例如“主流派”冯炜光炮轰“少壮派”是“空喊口号”、“为原则而原则”，陶君行则指摘“主流派”对政策分歧上纲上线，借以“掩盖他们背弃弱势社群，讨好不知在何处的‘中产者’”。及后，“主流派”打出“兄弟牌”，李永达在记者会上，拿着陶君行的文章反问：“还有兄弟姐妹感情吗？”他又向全体党员发出公开信，指“立法会党团在过去九个月处于半瘫痪状态”，批评派系斗争令身兼立法会议员的党友无心恋战。
直到会员大会上，双方斗争再升级。杨森发言指，自己出身基层，即使当时反对最低工资，也不代表不顾及草根利益。陈伟业不点名反驳对方“有强烈背叛自己阶层的感觉”，又讽刺张炳良“只活在象牙塔，扮代表低下阶层的心声”。张炳良也按捺不住，直指陈“若要说背叛阶级，就是在搞党的分裂”。最终，关于“最低工资”是否列入区议会选举政纲的议案在114票反对、94票赞成、6票弃权下遭否决。
“少壮派”元气大伤，一年后，核心成员陆续离开民主党，到2002年，陶君行也与之分道扬镳。
“很可惜。我后来跟陶君行说，我们还未执政，你因为这样的事就退党，其实好傻，真系好傻，但他说不后悔。”李永达透露，近年不时与陶君行相聚，杯酒泯恩仇，凑巧在访问翌日，他就约了对方。
何俊仁后来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也提到，如果陶君行没有退党，民主党的政策相对不会如此保守，“坦白讲，如果他还在，做了（立法会）议员很久啦，唔到胡志伟啦！”
陶君行又是怎么想的呢？“年轻的时候唔识谂，我迟了二十年才想通。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会做乖仔，不会太反叛，不会用强硬的手法去硬碰。”他的说法，令记者有点意外，还未反应过来之际，他又补充道，“其实我不应该退党，应该攞咗个位（立法会议席）先、做咗主席先，当你有权在手，想推动改革就容易得多。不过，现在已经返唔到转头了，哈哈。”
平定了“少壮派”发起的“左右风波”，但议会路线及中港关系之争，都令“汇点派”肉随砧板上。
“我给自己的角色是推动党组织发展及代表民主党与内地沟通。”张炳良于2004年10月退出民主党后，曾撰写《是，我退党了。从汇点到民主党到新力量网络到退党的十年之路》一文，剖白心路历程。他提到，两党合并之初，曾着手办党报、搞党校、创《敢言》月刊，惟回归后，政治环境动荡，民主党日渐走上街头政治，党内二、三梯队也轻视理论分析，宁愿以扎头巾叫口号等方式上位，而立法会党团也不理会政策讨论，只注重即时的政治利害及传媒反应。
前文提及多篇极具阅读价值的文章，其实均出自《敢言》，当中不但整理了个别立法会议员颇有见地的发言，还会邀请独立学者评论民主党的表现，冀对内驱动理念论述的建构、对外宣传政党政策立场。在短短四年间，《敢言》见证了一个大党的辉煌，也记载了一个大党的衰落；而如今，它只被不完整地存放于中央图书馆的某角落里，有的皱巴巴的，有不少折痕。
“整体而言，我们这类人在党内是没有什么发挥的。不参选，不擅长做群众工作，又不爱抛头露面，光靠把口，写写文章，其实没有人会重视‘知识型参与’，他们根本都唔知你班人做紧乜。”叶健民说，《敢言》停刊后，他与张炳良及吕大乐等人，自组民间智库“新力量网络”，冀用他们擅长的方式，如写文、分析、搞论坛等，继续参与公共事务，“这些年建立了公众认受性，影响力比在民主党时更大”；而他在张炳良退党后不久，也正式脱离民主党。
民主党至今没有再就当年闹得热烘烘的阶级定位、议会路线及中港关系等进行大辩论。这让人止不住地想像，如果当年陶君行及张炳良等人没有退党，民主党会有怎样的发展？如果“汇点”及“港同盟”在合并之前，已就左右政策有清晰共识、就阶级定位有统一策略、就各种纷争回归从政初心，这些年来的恩怨离合，是否就不会出现、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地暴露于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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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从罗致光的“忽视基层”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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