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3】精英们,勿让政策讨论沉沦,勿令政治质素堕落

撰文: 黄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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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9年,民主党曾就阶级政治及执政意识等举行大辩论,张炳良、吕大乐、叶健民、李永达、陶君行等人,都描绘过该党经略香港的蓝图。时隔近二十年,阶级讨论及执政想像成了“明日黄花”,政党发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强差人意,《香港01》专访后三者,冀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带来一点想像和反思。前文提到,因追求民主共识而诞生的民主党,最终因阶级利益、左右政策、政党定位及议会路线等分歧而分裂。平定了“少壮派”又斗走了“汇点派”的民主党,没有了政纲论述及政党路线的讨论,就只剩下“食政治老本”了吗?单靠“中港矛盾”作动员基础的民主派,又能否说服中间选民?

民主党至今仍然深陷“食政治老本”的困局。(资料图片 / 余俊亮摄)

5. 继续食“道德感召”老本,议会生存最紧要?

“今天民主党所面对的问题症结,不是路线之争问题,不是阶级定位问题,也不是与特区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在香港社会恐共意识快速消退、社会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下,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推出具体可行的经略香港的政策纲领与蓝图,借此重建港人的认同与支持。”1999,时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发表的一席肺腑之言,如今读来,颇有时空错乱之感。

“我们看见的,只是对特区政府各种政策被动式的、零碎的反对或批评。这是任何具有执政远景的政党所不应有的。”王家英还指出,民主党一直以来在香港社会取得的支持,“可以说是‘食老本’式的消极支持,它是建基于香港市民对其他政党更不信任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但随着其他政党特别是民建联在新政经环境下积极贴近市民的经济民生需要的开拓,民主党的旧有态度若不改变,其‘老本’终将愈吃愈少……”

这不正也是民主党目前所面临的困局吗?

“Those were the days.”谈及民主党近30年来的风雨历程,李永达坦言,如今党的发展的确不如当初所预期,“我不觉得无法执政是最大遗憾,反而是,现在的党,和当初那个一站出来,既懂搞社运,又懂政策倡议,还极具群众动员能力的政党,差太远了。”他又认为,政党政治及议会文化演变至今的其中一个结构性原因,“是民主派的小组织和‘打单泡’的议员愈来愈多,他们可能在政治抗争上很有作为,但在政策论述方面,不可能熟悉每个范畴,Come on! You cannot even you are genius!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几个党友分工合作,党差不多就是‘影子内阁’,政府也知道我们讲的东西是有道理的,不是Robert,也不是Lulu。”

回归前后,民主党曾出版《敢言》月刊,冀对外宣传政策纲领,对内驱动论述建构。(黄云娜摄)

传媒的哗众取宠之风,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党文化。李永达忆述,罗致光于2006年为民主党撰写长达数十页的《香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报告书》,召开记者会后,《苹果日报》政情版只写了300多字,但同日某个女议员穿了旗袍,就获得大半个版面的报道,详细写她怎样去派对、怎样跳舞、怎样美丽,“事后我跟罗致光开玩笑说,你唔使做㗎喇,收工啦,人哋吹吓水就卖成半版。你话呢个世界仲边有人有心机做政策研究呢?”

“在现实政治环境下,议员必然是短视的,不会想得很长远。他们只会简单地想,这样做有没有票?没有票怎么办?如何应付记者?但是,政党可以不是短视的,这要视乎他们评估自己的生存空间有多大、打算把政党发展成什么规模、达到什么位置。”自言对民主党抱有一种“爱之深、责之切”态度的叶健民,也很同情民主党及民主派当下的处境,“最近几年他们面对的是‘割喉式’的生存问题,议员多靠知名度获得选票,人事更替比以前快得多,新人的timeframe太短,未有时间建立完整政策论述,无法令公众相信他们是某政策的必然KOL。”

同样令叶健民感到灰心的,是近两届立法会选举的选举论坛上,所有候选人都没有进入真正的议题,没有认真思考并讨论公共政策,没有为大众提供解决民生问题的选择。“各路人马的竞选策略,完全着重姿态而缺乏内容,低劣程度实在令人无话可说。竞选工程的重点,似乎只在于嘴脸斗嚣张、用词斗恶毒、互翻旧帐、互指谁更可耻。”他曾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前夕,撰文批评候选人的持续发展、公平公义、人权法治等主张,是“近乎聊备一格但求人有我有的所谓政纲,其实只有姿态,却没有背后分析……人人都会琅琅上口,大声疾呼,但在这些誓神劈愿、歇斯底里的叫骂后,如何落实这些理想,当中所牵涉的深层辩论,大部分候选人却交了白卷。”

叶健民批评,近两届立法会选举论坛,欠缺对候选人政纲的深入讨论。(高仲明摄)

“近年情况更差,政党最主要的动员基础,就是中港之间的政治矛盾。”叶健民解释,在当下的政治运作中,有种把任何讨论都迅速归纳到中港矛盾的惯性思维,难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事件,例如去年“港大校长换马”,大家只关注人选是否“投共”,但对如何借此契机改变大学发展方向,就全无讨论。他表示,这种动员策略固然对民主派核心支持者“万试万灵”,但对不少性格保守的游离或温和选民而言,就不足以令他们相信民主派可以带来切切实实的社会进步了;因此,民主派必须寻找中港矛盾以外的议题,去争取那些游离票源。

6. 讨论阶级是不切实际 V.S.壮大中产是崛起之道

叶健民坦言,目前政党普遍有种偏安的心态,不想做“龙头大佬”,也不求执政,若仍要求他们以阶级定性来解决问题,有点不切实际。“当然,政党的政策立场应该是consistent的,总不能说你这个政策照顾劳工,但下个政策就伤害他们。”叶健民认同,从理想层面而论,政党应该有阶级定性和政策论述,“但现实生态是,‘阶级’在未来的讨论中,可能愈来愈消失。”

然而,“阶级政治”的讨论,就只能沦为“明日黄花”吗?

“没有清晰的阶级定位,就没有基本纲领去解决深层次矛盾。要是现在再让民主党做决定,‘最低工资’撑唔撑?‘领汇’上唔上市?‘两铁’合唔合并?”陶君行断言,“搞不清从政理念的话,他们还是会左摇右摆。”记者问,如今以“局外人”身份再看民主党,会否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因为我自己有份做错事,而他们只是证明了我讲的东西是对的,但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政治不是赌马,我不需要用你们的错来证明我的对。”

民主派仍以“中港矛盾”作为动员群众的基础,但这似乎无法说服中间选民。(资料图片 / 李泽彤摄)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教授许宝强所撰《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机?》一文,也提出应重新思考“阶级”及“斗争”的重要。据他所言,香港近年陷入政府管治困难及公众对公共政治冷漠退却等两大危机,这或导致犬儒认命心态泛滥,并催生极端民粹政治。许宝强分析,衍生这政治危机的土壤,主要源于“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当权者面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无能甚至纵容,但也同时与缺乏能有效地针对实质政治问题的话语有关”,因此,香港必须重新建立相关的政治论述,以及重新思考“阶级”和“斗争”等关键概念,直面日益明显的阶级对立。

许宝强又指出,或许是基于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的联想,港人面对“阶级斗争”这词语时,总是习惯把它与“非理性”、“极端激进”、“残暴混乱”等负面形容词挂钩,公开讨论“阶级”时,往往要辅以“分析”两字。他认为,尽管近年港人鲜有讨论“阶级斗争”,但也不能完全掩盖“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资源掠夺之升级,因此,社会有必要重新定义“阶级”,而“被排拒者”也有必要针对拥有特权的“被选中者”进行抗争。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论,诚如社会学家吕大乐与黄伟邦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阶级分析与香港》中〈香港阶级分析:回顾与前瞻〉一文所指,阶级分析的本质,是阶级平等及社会开放程度的问题,而阶级分析的关注,则是对社会不平等及不公义的批判。另外,已故政治经济学家曾澍基在1970年代所撰《香港阶级分析初探》对未来阶级斗争的趋势预言是,“阶级的尖锐矛盾迫使港人重新考虑自身的处境和未来。政治和社会意识相应地上涨,趋于成熟。假若这情况真的发生,强有力的、立场路线鲜明的政治组织将可能出现,各阶层内的斗争水平亦会因获得适当的联系协调,而达致新的高度。”

民主党的命运与香港紧密扣连,它的复兴之路也是香港的出路。(法新社)

无可否认,以中产阶级为群众基础的民主党,曾经具备成为这个政治组织的条件,而中产阶级过去近30年的升沉起落,也直接影响了民主党的盛衰荣辱。面对“M型社会(中产萎缩、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中产下流化”及“产业单一化”等深层次结构问题的困扰,中产的优越地位受到侵蚀、其对自由主义的迷信也不断被冲击。这无疑动摇了民主党的支持来源,甚至令民主党一度失去方向、自信、定位、自我认知,故在形势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退失据。

“民主党的命运与香港紧密扣连,它的复兴之路也是香港的出路。民主党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令中产恢复它的活力,而且重新成为推动香港发展的动力源头。”《香港01》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日,发表以《民主党复兴与香港新生 壮大中产是再次崛起之道》为题的社论。文章强调,“假”的中产兴起,只会带来财富增长,但无法改善社会竞争力,而“真”的中产兴起,则需要中产具备创造价值与实干能力;因此,民主党有必要重新检视党纲、发展政策、促进阶级流动,让更多人晋身中产阶层的同时,也让民主党成为议会中的坚实力量。

当然,民主党在壮大中产的同时,也应正视各种深层次的制度不足。只有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形态进行长足讨论,才能凝聚守护社会弱势的共识,继而形成攻克既得利益堡垒的认知,才能令社会每一份子合理分享发展成果。

“我仍然相信,我们有空间去争取中间温和、第三道路的选民……如果议会中,有几个像石永泰、谭允芝、黄仁龙、沈祖尧、胡红玉等有实力的专业人士,相信整个局面就会很不一样,各个政党也会因而有不同‘玩法’。”叶健民2015年加入“民主思路”,锐意建立一套“温和论述”,至去年初该平台逐渐由“智库”转型“政党”时,他毅然退出,至今仍期望“真命温和天子”的出现,“尽管香港的政治发展取决于中共的判断,但我始终相信,中央也会计算成本效益、不喜欢下下都出手,可能到某些位,就会松一松,因此,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准备,议员、政党、传媒、社会都有责任,不要让我们的政治质素堕落得太快,不要单靠挑动仇恨来生存,不要排拒参与执政的机会,不要习以为常地拒绝有深度或有建设性的政策讨论,否则,我们真的会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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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从罗致光的“忽视基层”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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