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三中全会精神启示：治港者要敢说“香港改革”！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7月23日）在北京会见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明确要求香港“锐意改革，主动作为”。此前，治港者们纷纷积极回应香港应该把握国家改革机遇，但鲜少谈及要向国家学习“改革”精神，更加不会承认香港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然而，资深港澳问题研究人士早已指出，香港须以改革实现更好发展，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目前正值香港改革最好时候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等字句就不时出现在官方论述当中，但从没被中央领导直接引用于治港论调。2022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首次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然而，治港者们鲜少提起这些关键词语。2024年7月18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及后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明确要求香港“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并且“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此前，治港者们热烈祝贺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且积极回应香港大有可为；不过，只有少数资深港澳问题研究人士能够从“国家改革”反思“香港改革”，因为治港精英向来忌讳“改革”一词，有些人将其与“革命”混为一谈，有些人则以为和“认衰”无异，还有些人认定一旦“改革”就会触及某些群体利益，故以“改变”或“变革”等含混其词。事实上，“改革”是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利益结构、上层建筑等作出根本性的重构，并非简单的线性的调整。
早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内地资深媒体人“靖海侯”（笔名）曾经撰写《香港的改革期待》一文，指出香港需要“清楚画出一条路径、找到一些杠杆，让人看到她作为成熟经济体仍然具有潜力、再次涅槃的空间”，甚或“唯有直面改革难题、科学确定改革路线、系统制定改革举措，有立的决心、破的勇气，敢于再造新时代发展机制和社会机体，香港才能守住优势地位”。他又认为，目前正值香港改革最好时候，但仍需要凝聚改革共识。
至于如何理解“改革”，靖海侯就此提出四大认识：第一，改革不是颠覆，不涉及根本体制和内在逻辑，恰恰相反，改革正是为了根本体制和基本机制的稳定性和自洽性；第二，改革不是修补，零敲碎打和装裱粉饰不是改革，改革要有具规模、见声势，表现为一种发展革新的整体气象；第三，改革不是折衷，利益固化以致活力被压制是改革的原因，破除藩篱以求动能再激活是改革的路径，改革须取舍；第四，改革不是活动，是深层次地打通发展的堵点，用调整机制传导发展的意志，改革必然触及游戏规则且影响长远。他又强调，“不是修订几个制度就是改革，不是搞几次活动就是改革，改革是啃硬骨头、涉险滩，是刀刃向内、自我革命，需要气魄、胆识、韧性且往往是要得罪一些人的。”
中央支持香港促进公平公义
三中全会闭幕翌日（7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发表《以三中全会精神推进香港的改革和发展》一文，再为“香港改革”提供一些思考。他指出，现届特区政府未有向外宣示一套完整、全面、系统性和长远的改革和发展计划和策略，而如今不少居民忧虑经济前景，港府有需要提出一套经过严谨研究、深思熟虑和又切实可行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发展策略来提振各界信心。
刘兆佳观察到，部分人仍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央对港规划抱持抵触情绪，故在消极抵制心态之下设置大大小小的障碍。而他认为，这是因为有些人对宏观和长远策略研究不熟悉所致，例如经过港英政府长期管治，一些人习惯甚至认同“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或者 “得过且过”（muddling through）的管治理念，并不相信“长远谋划”，甚至以为过于“假大空”、没有实用价值，因而采取轻视蔑视态度。他担心，“在宏观和长远战略思维不足的情况下，香港很难擘画长远和全面的发展路向，更遑论将香港的发展策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衔接”，因而特别期望港府核心加强战略思维。
刘兆佳又提醒，特区政府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必须不时按照需要对香港的制度和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包括赋予政府更大的法定权利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势力对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阻挠、改革那些对香港全面和长远发展和推进社会公平公义的公共政策和监管手段等等。他相信，中央政府会给予特区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鼎力支持。
行政长官肩负香港改革重责
谈及“香港改革”，早于2021年8月，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首次对香港政治提出详尽说明和要求之后，自1980年代参与政治讨论的《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率先发表“十大改革认识”系列文章，提出四大要点：第一，“止暴制乱”只是起点，“香港改革”则会成为未来十年主题；第二，推动香港改革的首要困难是“摆正认识”，因为太多人不认为香港存在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尤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精英阶层，向来深信香港的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牵涉利益结构重整的改革举措；第三，特区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改革的开始，包括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治理经验，重新理解“有为政府”的领导角色和治理重任，重新检视“资本主义”的结构缺陷和制度弊端；第四，改革就是要促使现有结构发生变化，“公平正义”则是主导结构变化的首要准则和价值追求，才能真正让社会整体利益凌驾个体利益。
2022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之后，于品海旋即发表“咁先系改革”系列文章，再次为“香港改革”抛砖引玉：首先，香港应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去除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物质主义，用全新和朴素的视角看待香港一制，更要借鉴内地的现代化路径，反思“一国两制”的进步意义，让“港人治港”更上一个台阶；其次，治港精英早就失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固守“冷战时期”的普遍误解，混淆自由、放任、公平等理念，无法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无法以中国香港为本位；另外，香港缺乏足以让官商二元结构改变为三足鼎立格局的动能，需要新兴力量为社会治理的多样性建立全新的平衡和方向，促使原来的官商势力发生变化，降低其消极性和伤害性；最后，“一国两制”的良性发展要在“双循环”中取长补短，是能够吸纳社会主义和资本规律积极要素的高效格局，可为国家发展作出全新贡献。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要求香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于品海发表《两个“破”和两个“立”》一文，提出特区政府必须“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这既是“香港改革”的第一步，也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和“破解深层结构矛盾”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应该着手完善“行政主导”治理体系，从而厘清社会公众普遍误解的“三权分立”体制、纠正长期被商界势力错误定义的权力分配结构、重新确立“有为政府”必须致力消弭社会不公和优先关顾弱势群体的治理责任。过去两年，于品海持续就“香港改革”建言——例如近月发表的《什么是当家人？》，提倡订立《行政长官法》，详细说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伦理和权责，全面带领香港社会进行改革；而近日发表的《发展与改革——三中全会给香港的提示》，则重申香港勿再囿于西方发展理论，而是应以国家为师，认真改革、做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