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权贵选择性失明　没有自我革新的勇气　谈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访港讲话中这一句，对第六届特区政府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尤为关键，但近两个月来，却普遍被相关的研讨会和学习班所忽略。这些治港者们有意无意避谈的原因，或是基于个人利益的盘算，或是出于私誉损毁的计较，或是考虑进退得失的斟酌，或是因为瞻前顾后的疑惧，结果就是漠视整个社会的公义和全港市民的利益，拖慢治理改革进程。

政圈上下掀起学“习”热潮
必须慎防“形式主义”歪风

很多媒体都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日来港出席25周年回归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后，社会各界持续掀起学“习”热潮——近两个月来，上至特区政府，下至各大社团，无一不在密集举办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的学习班和研讨会。

从一方面看，这股风气有助打破以往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区隔思维和消极作为，从而加强治港者们对国家领导训示的重视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例如习近平是次讲话一大关键，是推动特区治理范式转移——第一，在政策取向上，实现从强调“两制之别”向强调“一国之本”的转变，突出香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殊地位、特定义务、特别权责；第二，在政策焦点上，实现从侧重“政治领域”向侧重“社经领域”的转变，尤其需要改革“产业”和“分配”结构，让市民公平获得发展成果；第三，在政策格局上，实现从“向内看”到“向外看”的转变，走出“一城一地”的狭隘格局，融入国家发展大潮、把握民族复兴机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他的要求言简意赅，有望启发治港精英好好思考“何谓治理、为何治理、如何治理”这三大基础问题。

但从另一面看，这个学习过程也暴露不少治港群体亟待改善的地方。例如，一些评论指出，需要慎防“表态文化”或“形式主义”的歪风，万万不能把“门面功夫”视为治理工作的全部，更加不能将之当成受信任的捷径和得赏识的窍门，而是应该做到“知行合一”， 切切实实解决社经问题。又如，不少人都发现，从大多数与会者公开发表的学习心得所见，他们主要集中重复习近平关于“一国两制”宪制基础和政治伦理的论述——哪怕当中很多都是他早在五年前已经殷切提醒香港之言——但相较之下，大家普遍忽略他首次对港提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一说。

治港精英避谈“积极改革”
既得利益无视“破除藩篱”

事实上，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等字句就不时出现在官方论述当中，但它们从没被中央领导直接引用于治港论调。一般分析，一是基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方针，中央治港思维曾经经历“井水不犯河水”的阶段，避免过问特区内部事务；二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权力格局相当复杂，虽说是行政主导，但商界牢牢掌握发展命脉，而由于“改革”和“利益”都是敏感字眼，容易令人联想起“斗地主，分田地”，稍有不慎或会引起资方担忧，所以不会讲。

不过，经历2014年占领行动的冲击，当局开始强调“中央全面管治”与“特区高度自治”必须“有机结合”；再加上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折腾，令日积月累的深层次矛盾表露无遗，中央政府方才打破消极、被动、区隔的治港姿态，强调需要为香港特区治理负责，也就开始不断敦促特区政府务必积极作为，包括屡次表明“房屋问题总有解决时候”、“希望香港告别㓥房笼屋”；而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之际，习近平更是开门见山，要求治港者“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可以说，香港社会转型确实到了水深火热的阶段，国家领导人才会动用如此严厉措辞。

然而，尽管很多人都注意到“积极改革”和“破除藩篱”这些关键词，也意识到中央“不一样了”、“要求香港做些事”，但到底何谓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以及什么是利益固化藩篱、为什么要破除、应该如何破除等等，却未有治港者充实讨论。翻查内地论述，所谓“改革”，本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整；“既得利益”是指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群体；“利益固化藩篱”则是为保障既得利益持久存在而设置的防御壁垒，基本上已经演变成为整个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对既得利益阶层来说，藩篱是其利益的“保护伞”和“护身符”，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藩篱就是他们获得应有利益的枷锁和壁垒。

习吁要有自我革新勇气胸怀
敢于啃骨头涉险滩解放思想

追溯起来，在官方纪录中，习近平在2013年底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曾经这样形容“深化改革”与“利益固化”的关系：“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他又强调，“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他的说明，一针见血指出妨碍改革的内部阻力，表明既得利益群体必须“刀刃向内”。

而此前一年，即2012年12月11日，刚刚接任中共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调研，已经奏响“深化改革”和“突破藩篱”的集结号。当时经过20年的超高增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演变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于如何重整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等问题，全是执政当局亟待回答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形容，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加需要大家“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很多解读都指，这是他向全国人民发出“改革总动员令”，呼吁人们不断解放思想，形成全新解难思路。

自此之后，习近平持续在不同场合重申相关论述。例如在2013年7月23日于湖北省召开“征求全面深化改革意见”座谈会时，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实际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又如在2018年4月10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再次宣明“自强不息、自我革新”的精神，重申中国人民将会继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党媒喊话“破除私心成全公义”
学者建言“重构政府市场关系”

内地舆论旋即聚焦“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一个最具意义的例子是，十八大三中全会闭幕后，《人民日报》一连四天刊发以“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为主题的系列评论，压轴一篇〈破除私心　成全公义〉便向包括受益者在内的改革者喊话——呼吁他们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唤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当中提到，“所谓私心，是指一些人面对改革大业，有个人利益的盘算，也有私誉损毁的计较，有进退得失的斟酌，也有瞻前顾后的疑惧”；“所谓公义，则在一事当前要先问问：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在改革伟业面前，“一己得失何其渺小，裹足不前何其怯懦”，改革者更应勇往直前！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纷纷撰文建言。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所撰《冲破既得利益藩篱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为例——首先，他梳理“既得利益”将会“阻挠改革”的逻辑关系，解释“既得利益”是指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大致涵盖贪腐官员、垄断行业、以及房地产和天然资源行业这三大基本形态，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兴风作浪，掠夺财富”；其次，他指出“既得利益”对于“社经生活”的严重危害，既会激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又会扭曲整个经济利益分配格局，造成城乡差距、贫富悬殊、阶级固化、上流停滞；最后，他提出“破解既得利益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的建议，包括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国有企业高层任用机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以及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蔓延和泛滥。

除此之外，《光明日报》一篇题为〈深化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评论文章，也相对全面地解构“为何”及“如何”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对于“为何”，有三个论点：第一，以往30多年改革开放的利益分配机制带有“普惠”特点，但“普惠”不等同“均衡”，逐渐衍生各类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稀缺资源的垄断、市场调节的受阻、寡头集团的崛起、部门立法的滋扰，使得各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合法化；第二，这种利益固化趋势已经渗透不同层面，阻碍资源要素的正常流动和优化配置、抑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创造活力、侵蚀社会成员的上流空间和出头机会；第三，利益固化本身就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和产物，若要实现社会成果的公平分享，必须打破现有制度安排，再通过新的制度设计以彻底规避和防范信的利益固化的形成。至于“如何”，文章则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引入垄断行业竞争、畅通向上流动渠道等等方向性建议。

利益攸关不敢“刀刃向内”
公私不分持续“兴风作浪”

是次习近平七一讲话，内地学者同样不讳言。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直指“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涵盖两大方面：一是香港地产霸权对住房正义、社会分配的捆绑，需要特区政府透过社会正义回击地产霸权；二是产业转型困难对经济发展、新增动能的束缚，需要特区政府扶持新兴产业、形成全新增长优势。可以说，特区治理改革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也即关于土地的供求、使用、规划和监督等决策机制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整——而特区政府必须重夺土地发展主导权。

反观香港，治港的权贵精英表现隐晦，基本上都对“积极改革”和“破除藩篱”视而不见；莫说既得利益群体敢于“刀刃向内”，更有甚者，一方面高呼“学习主席讲话精神”，但另一方面却公然在不同议题上阳奉阴违阻碍改革——例如上届政府拍板通过的粉岭高球场局部收地建屋方案，一些权贵正藉“环保”为由向新政府施压，并在环境咨询委员会“拉布”，企图推翻原有决定以保留整个球场；又如用以防止楼价过度上扬、俗称“楼市辣招”的各类印花税，在经济下行及美国息口连月上升的情况下，地产商及地产代理业界持续传出“撤辣”呼声，完全无视楼价泡沫风险及市民置业负担。

一些治港者们有意无意避谈“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和“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原因有三：一是利益攸关，他们本身大多都是既得利益群体，习惯极化利益，早已贪得无厌，时常仗势凌人，不但未能破除私心成全公义，而且发动资本力量进行舆论斗争，包括透过关系密切的传媒机构为自己发声、利用扶持多年的关注团体及专业人士为自己辩护、甚至藉著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促使掌握实权的治港精英为自己带节奏、带风向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内部矛盾”扭曲成为“敌我矛盾”，为一切改革呼声贴上成为“民粹”、“中共打手”、“反对派政治阴谋”负面标签；二是保持和谐，他们多数不是既得利益核心，但向来习惯依附权贵索取资源，所以不敢也不愿得罪任何群体，变相纵容既得利益继续把持话语；三是认识有限，未能从结构上梳理香港问题，总是狭隘又无知地以为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篱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深怕一旦改革利益分配机制就会触及资本主义根基、导致香港优势不在，结果却把香港推向极度扭曲濒临崩溃的边缘。

无可否认，这些原因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然而，如果治港者们一遇到困难就原地踏步而不思进取，甚或继续以个人或界别利益凌驾全港市民福祉，那结果就是巩固利益藩篱、阻碍改革进程，完全辜负中央的用心和市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