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之后 香港还有一大“心魔” 必须破尽快破
延宕了26年8个月零19日，香港终于落实《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个曾被严重污名化的烫手山芋，连历届特区政府和一众建制政客都不敢触碰，但在中央加持之下，特首李家超勇敢带领治港群体冲破心理关口，克服种种困难，履行宪制责任。正如很多人所指，“有了安全，才有繁荣”；而众所周知，“安全”只是“繁荣”的基础，“发展”才是“繁荣”的路径，“改革”则是“发展”的关键——这就有待治港者们打破另一“心魔”，才能不负中央所托。
历史时刻、光荣使命、国安家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12天的立法审议，89位议员的异口同声，终于了结历任官员议员的憾事。不少资深治港者发言时感慨，过去26年碍于反中乱港势力从中作梗，导致香港一直未能筑起国安防线，衍生诸如2014年占领行动、2016年旺角骚乱、2019年修例风波等社会动荡。诚然，鼓吹“暴力”、“港独”、“揽炒”的极端分离主义政客固然需要负上极大责任，但以往的建制精英和特区官员也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毕竟那些年来他们也没有积极推进立法工作，没有尽责堵塞国安漏洞，没有致力透过良政善治有效疏导不同阶层的焦虑和压力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这种无可奈何，甚或无能为力，并非无法理解。2002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建议立法，但当时经济不景，加上政府解说不力，反对者基于偏见和误解所产生的忧虑和恐惧迅速得到社会响应，立法工作在巨大争议声中撤回并搁置。“23条”自此成为“彼之武器，此之禁忌”的图腾，“成功争取”的泛民主派找到悲情主义的选举路径，“摔了一跤”的特区政府却形成草木皆兵的心理阴影——继任特首们也都没有主动履责，曾荫权和梁振英集中精力处理政改，林郑月娥年年重申“营造有利气氛”，只有李家超上任时承诺“适时推进”；直到2024年，中央大力加持，李家超排除万难，香港终于破除心魔，“超速”完成立法。
须知道，如果特区未能制定捍卫国家安全的法律，“一国”的事实就无法完整彰显，“两制”也就没有存在意义；而从26年的“国安空白”来看，无论那些治港者们出于什么缘由，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区隔、被动、消极的心态去实践“一国两制”。但那“心魔”，早在“23条立法争议”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很多治港精英都是成长于“六七暴动”之后的“麦理浩改革”所造就的经济腾飞时期，港英政府透过“疏离子民教育”和“优越意识建构”，植入资本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转移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矛盾、渲染“都市香港”和“乡土中国”的对立，而且刻意营造理性管治秩序、突显西方价值高尚、强化香港身份论述，促使不少香港人对港英殖民形成相当复杂的情感记忆，香港也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一座被西方现代化想像所笼罩的国际化城市。
以至于，回归26年，社会上下从来没有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刻批判和系统改造，不同政治立场的精英更是口径一致，全都避而不谈。一些人深信原教旨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把“一国两制的50年不变”窄化成为“资本主义的什么都不变”，没有认真检讨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弊端。一些人以“专业”之名为既得利益护航，借此左右甚至凌驾政府决策，主导经济发展路径和财富分配方式。一些人沉醉于英殖留下的官僚主义传统，总以“程序公义”为由“故步自封”，甘愿从制度的主人沦落成为制度的仆人。还有一些人高呼“爱国”，但对于领导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所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历史使命全都不太认识，无法准确掌握“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衔接和良性互动。
那“心魔”既是历史造成的果，也是今天香港的因。无论建制或泛民，不管过去或现在，相信不少精英都无法否认，他们在某程度上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第一，他们见证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发展成就，对于归属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产生“高等华人”的优越感觉，以为只要教条地延续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和单一固化的经济结构就能维持香港辉煌；第二，他们收获了资本垄断和市场失效等制度缺陷的红利，被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所同化，对分配正义缺乏理解、对弱势困境毫无感知，把贫富悬殊和阶级差距视为繁荣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三，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等同民主、自由、公平而社会主义就是威权、专制、偏私的二元对立思维，以为有了“政治民主”就能实践“经济自由”从而达到“生活公平”，并且把严重倾斜资本的所谓原则奉为圭臬，一再漠视有为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未能透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合理的分配机制管理香港社会转型。
“在繁荣的景象中间也累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间也埋下了隐忧，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正如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醒香港，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才能突破发展困局。可是，治港者并没有把握时机改革。随着自由市场失效、经济动能减弱、财富分配失衡、向上流动停滞、生活品质下降，香港市民难免心生怨气；加上内地经济迅速发展，陆港交往越发频密，激进势力趁机煽动民粹，把“特区治理不善”归咎为“内地争夺资源”，把“西方民主自由”吹捧成“重振辉煌妙药”，从而将香港问题根源错误指向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妄图重新构建普罗大众对于“一国两制”的政治想像。一次次政治风波触发一场场社会运动，年轻人首当其冲误入歧途，民主派却躲在“政治正确”背后任由极端份子摆布，建制派则喊着“爱国爱港”口号扮演“橡皮图章”，特区政府更是束手无策，只能等待中央进场。
孰是孰非，中央看得清楚，香港也没有理由简单归责任何一方，过往那些本就肩负“高度自治”重任却因无法摆脱心魔而陷入某种混沌的从政者们更加难辞其咎。经过20多年的折腾和蹉跎，香港终于立法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现届政府和立法机关的分秒必争和勇敢担当绝对值得肯定，但在热烈欢庆的同时，更加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时刻自省自警。正如很多人所指，“有了安全，才有繁荣”；而众所周知，“安全”只是“繁荣”的基础，“发展”才是“繁荣”的路径，“改革”则是“发展”的关键——我们衷心期望，治港群体不只会在23条立法上雷厉风行，更加能够秉承无畏无惧、善作善成的精神，“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从而带领香港打赢接下来的经济仗、民生仗，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互促互进，用更能彰显“一国两制”优势和“公平正义”价值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为国家扭转国际舆论困局——那样的香港，才不会沦为某些利益、某种意识、某个体系的附庸，更不会在世界风云变局当中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