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特朗普・四｜要求欧洲独立将失去美国影响力

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后，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震惊全球：面对俄乌战争，特朗普直接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发白宫骂战；面对全球经贸，特朗普毫不犹豫在4月发动“解放日”关税战；面对中东乱局，特朗普从提议“接管”加沙到应对后续的以色列、伊朗冲突，各种惊人之举层出不穷。这种赤裸展现权力政治的美国，引发了各方探问与担忧：特朗普是否正为自由国际秩序送终？

5月16日，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举办“永续发展的王道途径国际论坛”，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21 世纪基金会、王道永续指标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全球化、深层对抗与未来？”（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为题，讲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当前挑战从何而来，自由国际秩序又将走向何方。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层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层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而为表彰雷克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国际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会颁发以其命名的奖项“大卫·A·雷克奖”（David A. Lake Award），授予学会年会上发表的最佳论文。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本篇为第四篇，聚焦现场提问后半段。

提问四：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民粹主义。您提到全球化正在塑造发达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而这种有害现象可能导致民主衰退，您认为这是可逆的吗？要如何停下这一进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日本。您认为像日本或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能在自由秩序衰落的时候贡献一己之力、发挥任何作用来拯救秩序吗？它们的角色是什么？

雷克：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英国的衰落，以及所谓“国际经济支持者”（supporter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的崛起。当时我就在书中探讨，在英国管理国际经济的能力衰弱后，美国或其他国家会不会挺身而出、强化现行规则？

我试图提出的论点是，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但集体行动问题还是相当严重，各方或许可以建立一套领导人的多边合作机制，但实践上还是很困难。想想20世纪70年代，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尝试了所谓“火车头”（locomotive）政策，希望日本、德国、美国三个国家带头增加财政支出，以此刺激国际经济，将世界拉出衰退。但最后美国做到了，德国和日本却没有。

因此针对你所提议的，“火车头”其实就是一次明确的尝试，但事实也证明这种合作非常脆弱。当然我认为可能性始终存在，但我也认为这需要克服一些重大障碍，才能建立更协调的集体领导。

至于民粹主义是否可逆，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几个具规模的民粹主义政党。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少数派、接著逐渐衰落。如果不扩大自己的政治议程，这些政党就不可能成为多数派，也就很容易走向消亡。例如加拿大农民联盟（Canadian Farmers Alliance）就因坚持其自己的民粹主义理想，所以不断在选举中落败，最终也因此消失；但反观其他“相对成熟”的民粹政党，就为赢得选举而扩大政治平台，且逐渐进入主流。

但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当前的民粹政党几乎就是多数，并且已经先后赢得两次选举，因此它并没有动力去“磨平棱角”（sand off the rough edges）、努力成为“更主流”的政党。我的预期是，民粹主义还会在美国持续一阵子，我无法告诉你20年后会发生什么、我也没有那么好的水晶球，所以我不会假装猜测，但我预计民粹主义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毕竟它不只已几乎成为多数，还掳获了作为美国两大党之一的共和党。我不认为这种动态，会在下次选举、甚至再下一次的选举中，出现变化。

提问五：关于后西方（post west）或后自由主义（post liberal）秩序的样态，各界已经有很多讨论。有些人认为，情况可能会像“新冷战”（new cold war），也就是存在两个大国、两个集团；但也有人认为，美国衰弱后，国际秩序会走向多极，阿查亚（Amitav Acharya）最近就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曾经与未来的世界秩序：西方衰落后全球文明为何能幸存》（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 Why Global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当然他的观点始终如一：印度正在崛起，世界格局将与“旧冷战”时期不同，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国际则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您对此有何看法？

雷克：即便是在两极格局和冷战时期，全球也存在具有一定自治空间的区域子系统（regional subsystems），例如东南亚的东盟（ASEAN），就是相互认同的国家集团所形成的区域子系统，成员彼此在冷战竞争的阴影下密切合作。

因此，我认为“多极”并不是特别新颖的现象。中美仍会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就像房间里的两头大象，持续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影响，这是我的预期；但这不表示，其他单一国家就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印度、巴西、金砖国家等，它们也可以在国际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者拥有相对独立、各自运作的区域子系统。

因此，我与阿查亚的观点并不一定存在矛盾，阿查亚的观点可能更鼓吹多极化进程，而我的观点也许更悲观，我认为中美竞争将使许多关系的结构比他预期的更长，但我认为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不一致。

提问六：近期特朗普访问中东，他在当地看到许多军事干预（military intervention），也因此对前总统们有了许多抱怨，认为美国为改变当地政权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却只是在浪费资源，而这种做法也在美国导致了很多批评。另外，美国试图抵制将在南非举行的G20峰会，原因据说是美国领导层不喜欢这种“搭便车峰会”（free-rider summit），认为这将进一步剥削美国资源，美国也不愿再为这类国际机构或组织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

但我认为特朗普对“搭便车者”的愤怒是有问题的，也就是其他观察家同样批评的：霸权本身其实能通过提供公共财，来从历史积累的利益中获得最大好处。正如刚过世的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奈伊（Joseph Nye）所说，与其他搭便车者相比，司机其实获益最多。不知您怎么看待这个批评？

雷克：是的，我完全同意批评是对的，不过我会用有点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

是的，美国提供了一些公共财，但正如你所说，公共财依托的规则本身就有利于美国。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制定规则的一方会在其他国家能够遵守的范围内，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谈判，不是美国站出来要求制定一套规则，你还是要有追随者，谈判本身的角色时期相当边缘，而这套规则最终也赋予了美国特权。

我认为特朗普和他圈子里的人不明白的，是美国其实长期从这套规则获得了各种好处。例如，特朗普显然不满欧洲人搭美国国防保护伞的便车，但我的理解是，这是美国为了要控制欧洲外交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冷战期间，欧洲不被允许与俄罗斯联系，任何通讯都要经过美国，美国也控制了各种议程，包括军备管制、使用武力协议等。如果欧洲完全自主，并且能够自行保卫国土，那也就可以奉行更加自主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正是因为它依赖于美国，美国就能制定自己想要的规则，控制盟友独立行动的能力，以及独立违背美国利益的能力。

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欧洲违背美国意愿的极少数案例。当时英法入侵埃及，并没有得到美国的事先批准，于是美国直接威胁要让英国破产（美国政府刻意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回应英国也迅速撤军。

显然，控制所有西方盟友外交议程的特权，能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而为创造这种依赖，美国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安全，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但现在美国希望欧洲独立，这就意味著美国也将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力。

而这种长期的控制机制，似乎完全超出特朗普政府的思考范围。当前美国正以强制推动有利美国的交易，来追寻短期优势，却忽视了美国在国际秩序的长期特权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