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特朗普・三｜民主党在2028上台又能改变什么？

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后，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震惊全球：面对俄乌战争，特朗普直接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发白宫骂战；面对全球经贸，特朗普毫不犹豫在4月发动“解放日”关税战；面对中东乱局，特朗普从提议“接管”加沙到应对后续的以色列、伊朗冲突，各种惊人之举层出不穷。这种赤裸展现权力政治的美国，引发了各方探问与担忧：特朗普是否正为自由国际秩序送终？

5月16日，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举办“永续发展的王道途径国际论坛”，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21 世纪基金会、王道永续指标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全球化、深层对抗与未来？”（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为题，讲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当前挑战从何而来，自由国际秩序又将走向何方。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本篇为第三篇，聚焦现场提问前半段。

提问一：您的预测听上去很悲观。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您所说的世界秩序分裂，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理论，在领导力缺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会崩溃、危机也将来临。看您看来，危机是否不可避免？不论是全球经济危机或潜在的武装冲突。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提到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缺乏两党合作，但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这种说法：民主党、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了共识。不知您如何解读这种想法和理解？

雷克：关于第二个问题，您所说的完全正确，美国两党的唯一共识，就是他们都讨厌中国，例如拜登（Joe Biden）就维持特朗普任内的贸易战关税，美国也没有势力要游说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也强化了世界将会分裂的悲观情绪。

而这个现象其实在很久前就开始了，早在2010年到2012年、甚至是习近平主席上任前，原本为推动中美关系而积极游说的国际商界，因为对进入中国市场感到失望、同时认为中国不遵守规则，已经逐渐改变原有看法。

我的同事谢淑丽（Susan L. Shirk，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教授、1997年至2000年的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就主办过几场与美国大公司的会议，他们曾经非常支持中国，但到了2015年、2016年，美国商界领袖对与中国的互动期望基本彻底转变，而一旦他们对中国感到失望，商界也就成了最后一个主张维持积极互动的群体。

至于有关经济危机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孤立主义是“美国优先”的一环，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就不再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当然，阻止危机蔓延到国内这点，也是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利益，但美国的经济规模也确实够大，因此我不认为美方会完全承担相关责任。

虽说冷战以来，美国持续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内部的特权群体也从稳定的国际金融公共财（public good）获益良多，因此也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承受稳定国际经济的成本，但我认为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前所述，美国现在就只是一个“普通国家”（ordinary country），它或许能够与其他几个主要金融大国合作，以某种方式稳定危机，却不会再单枪匹马完成任务。试想一下，金融危机发生时，德国跟日本会挺身而出监管危机吗？他们过去没有过，即便这两国有所行动，原因也是因为跟美国合作。而在美国已经成为“普通国家”的背景下，你怎么能期望它出手？

当然我这种观点，也或许是对接下来的对话泼了冷水。

提问二：接续您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从当前情况来看，美国似乎不仅不承担国际体系公共财提供者的责任，还用只有经济强大、拥有广大市场的国家才能做到的手段，开始对各方进行经济胁迫。这显然是一种角色转换，且不仅是从仁慈的体系提供者转趋中立，还从中立转为高度的民族主义和侵略性，这也是导致人们如此震惊的原因。

在您看来，如果民主党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成为执政党，美国会不会至少回归成德国这样的“普通国家”，还是会继续保持大块头姿态，又或者会一如既往重新担负部分国际责任？

雷克：这次美国有49%的人口投票支持特朗普，高度分裂就是当前的社会现状，多数的人如果不是完全支持、也是至少默许特朗普推行更加民族主义的政策。

而这也会影响民主党政府，尤其是在知道接近多数民意都支持更民族主义议程的背景下，民主党能做的事情其实有限。且如前所述，我认为共和党已经改组，不再是过去那个由财政保守派主导商业议题的政党了，他们会继续成为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却也将变得更加民族主义。

再从其他国家的角度出发，看看现在的美国，即使各方真的在2028年、2032年，或其他什么时候迎来了新的民主党政府，你还能相信美国吗？在社会高度撕裂的现实下，几票差距就能改变政策、两党共识就会破裂，共和党的重组又意味著未来的巨大转变，我认为这也将蔓延到未来的民主党政府，这种情况下各方真的还想长期依赖美国吗？

这种转变，其实就是从“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长期策略：促进认同美国价值和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政党掌权，转向充满威胁、要求和胁迫的短期政策。而在信任破裂的情况下，美国将更难推行“间接统治”，也会更难对美国的盟友团体进行长期投资。

我认为，未来的民主党政府也偶尔会采取更强制性的政策，更近似于我们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所看到的，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过去剑一直没有出鞘，但每个人都知道剑在鞘里，而也正因剑在鞘里，美国不必真的拔剑；但随著美国衰弱、越来越民族主义化，我们已经拔出了剑，而且随意挥舞。这种现象反映了美国的衰弱，也正在推动美国的衰弱，因为我们疏远了盟友和朋友。

提问三：请问您怎么看待学者的未来角色？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减预算、对大学运作施加财政限制，高等教育机构也不再能够主导自己的独立研究。您是否对大学教授的未来感到悲观？

雷克：其实我不认为美国学者对政策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政策制定者往往只听那些会投其所好学者的意见、从而忽略不同观点，并且选择性地使用学术研究来强化自己已有的信念。而特朗普政府显然不会听学术界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当然或许通过批评、凸显这些议题，能在美国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对统治者本身，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而针对学术界受到攻击这点，我认为影响更大的其实是财政，而不是抑制人们的言论。当然，我们已经从全国所有大学的网站上删除了“多元、平等和包容性”（DEI）的术语，目前没有任何大学校长会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些字词，但这只是因应新政府要求的一种表面调整，财政对于大学的真实影响才更加巨大。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会对研究本身造成太大阻碍。例如我的人文学科同事们，他们现在反而更坚定认为，有必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即便管理层正努力保持谨慎，个别教职员工却还是像以往一样直言不讳。至于未来十年左右会发生什么事？随著大学财政状况的变化，如果大学不再聘用人文学科人员，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短期内影响不大，我并没有观察到抑制学术研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