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极权下的“平庸之恶”及“女哲学家”的问题
今日是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生忌。鄂兰写过大量政治理论书，而每当提到她，仿佛就要扯到曾是纳粹党员的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除此以外，我们还对汉娜・鄂兰这名字能有什么更深入认识呢？
极权下的反思
在说鄂兰的著作前，必须谈到她的生平。1929年，23岁年轻的她已经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但碍于她犹太人的身份，无法在当时纳粹势力已渐扩张的德国取得教授资格认可。1933年，发生火烧国会事件后，当局进行了非法逮捕，她当时正帮助犹太复国组织收集各国期刊中的反犹太言论，所以被当时的盖世太保（Gestapo 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 Geheime Staatspolizei）逮捕并拘留在集中营八日，她逃出后被迫非法离境，前往法国。那时候开始，她无法再作为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不断逃离纳粹的追捕和经历过集中营的洗礼，在1951年她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其后更成为第一位普林斯敦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女性正教授。
其实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不能脱离他／她们的时代，我们读哲学经典时，不能抽空时势，只读哲学家们的理论。如鄂兰著名的《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讨论这起历史公案，除了是她对自己的个人醒悟，也是对世上所有人处于极权下的思想批判。
01哲学曾经刊登哲学学者戴远雄专文讨论汉娜．鄂兰“平庸之恶”（台湾学界对“the banality of evil”的翻译）可能引致的歧义理解，他建议可将此字更准确地译为“恶的浮浅之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汉娜・鄂兰论恶的浮浅之处──回应曾瑞明丨戴远雄》一文。另外关于大审讯与“平庸之恶”的问题可以参阅以下合集——艾希曼大审讯：我没责任，我没有罪，我没杀人。
鄂兰与“女”哲学家
1964年10月28日，鄂兰接受德国记者高斯（Gunter Gaus）访问时，问她作为女性在哲学界有如此的认可和名声，是怎样看待这个哲学家的身份？
鄂兰说：“我恐怕要（对哲学家这个身份）抗议了，我不属于这个哲学圈子，如果真要说的话，我是专于政治理论的，我认为自己既不像一位哲学家，也不觉得自己为哲学圈子所容⋯⋯你说哲学通常作为男性职业，这不会一直维持的，女性作哲学家将来是绝对可能的。”
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哲学与女性的关系”这个讨论当中，台湾“哲学新媒体”于2015年曾刊登一篇报导：《哲学排挤女性？还是给女性排挤了？》，正道出一直以来都使人反思的问题：今日可说是女性主义擡头的世代，但哲学圈子中似乎仍面对五十年前（或更早）一样的讨论，不禁令人问“真的在进步吗？”回望今日香港的学术圈子，男女性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很难去论断是圈子排斥了女性，还是女性远离了圈子。今日的【在与时】正想打开这个讨论话题，让读者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面对“女哲学家（更多如科学家／数学家）”所引伸出来的问题。
从三部传记电影看这问题——波娃、鄂兰、莎乐美：为甚么一定要标榜“女”哲学家？
延伸阅读——汉娜・鄂兰：判断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镇
参考文章：
哲学新媒体，《哲学排挤女性？还是给女性排挤了？》，https://philomedium.com/report/7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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