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大审讯:我没责任,我没有罪,我没杀人
1961年的今天,是“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开审之日。受审者是二战纳粹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是清洗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留美的德裔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亲身赴往耶路撤冷听审,并写成长篇报告,使审判更受关注。汉娜在亲眼目睹艾希曼的答辩之后,认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人所想像的所谓极端邪恶的气质或言论,她认为这更接近一种出于不加思考、平庸的邪恶(the banality of evil,或译邪恶的平庸性或恶的浮浅之处,详见下文)。这观点于当成引起极大的争议(尤其来自犹太人)。鄂兰对这次审讯的报导出版成书,名为《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引发了一场被称作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讨论。
鄂兰的简介可以参考──汉娜・鄂兰:极权下的“平庸之恶”及“女哲学家”的问题
生活上有很多坏事,但往往每个人都说跟自己无关,普通人究竟是恶的制造者还是传导者?曾瑞明曾就邪恶与平庸撰写两篇文章,从良知讲到社会心理学,也剖析了恶与错之间的区别。
香港学者戴远雄曾专文回应曾瑞明以上两文,并讨论“平庸之恶”(台湾学界对“the banality of evil”的翻译)可能引致的歧义理解,他建议可将此字更准确地译为“恶的浮浅之处”。
01哲学曾访问以“平庸的邪恶”为剧目的剧团,透过他们的视角,我们可以探视“邪恶的平庸性”如何表现在当今香港与台湾的社会。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鄂兰的问题:如何识别一整套漂亮辞藻背后的邪恶?如何在总体崩溃的滔滔洪水面前,能够站稳脚跟,坚持基本的价值取向?如何在不仅是如火如荼的年代,而且在温吞水煮青蛙的年代,不至于迷失方向?如何建立针对“恶”的防范机制,这是鄂兰抛给后世永恒的问题。
最后也延伸到鄂兰对于极权主义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然而,跟书题“起源”相反,本书立意几乎不在于从史料中研究个别极权政府如何得势,甚至“极权主义”的定义都要待全书差不多完毕才大致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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