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论恶的浮浅之处──回应曾瑞明丨戴远雄

作者｜戴远雄

鄂兰在1963年初版的《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恶的浮浅之处的报告》（注1），一直引发激大争议。在2011年，德国哲学家和史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Eichmann vor Jerusalem – Das unbehelligte Leben eines Massenmörders），开宗明义批评鄂兰受艾希曼瞒骗（注2），详细论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里的言论，是刻意伪装出来务求淡化自己终生反犹的立场，因而令鄂兰的观点再度引起广泛辩论。近日，曾瑞明先生在〈邪恶的制度，还是邪恶的性格？〉（注3）和〈平庸的恶，还是平庸的错？〉（注4）两篇文章中，以平易近人的语言讨论鄂兰关于恶的观点，既触及经常被拿来与鄂兰相提并论的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亦隐约谈到斯坦尼思批评鄂兰的观点（注5）。加上，近年汉语媒体里有不少讲述鄂兰的文章，直接或间接触及鄂兰关于恶的观点。（注6）因此，笔者有意就目前的讨论，对鄂兰的恶的概念再进一解。我认为即使我们接受斯坦尼思的观点，鄂兰对艾希曼的看法需要稍作修正，但她的恶的概念仍然有值得参考之处。

首先，进入讨论鄂兰对恶的看法之前，关于她独特的恶的概念的中译，我主张把banality of evil译成“恶的浮浅之处”。施奕如的中译本把标题中banality of evil译成“平凡的邪恶”，在内文第十五章最后一段则译成“邪恶的平庸性”（注7），明显不一致且欠缺解释。蔡佩君翻译鄂兰的《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则把 banality of evil 译成“恶之平庸性”（注8），评论者如杨淖丰、陈冠廷和曾瑞明亦译成“平庸之恶”。“平凡的邪恶”和“平庸之恶”显然改变了原文的意思，令人以为鄂兰对纳粹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不过是平常之事（ordinary）。事实上，鄂兰多番强调纳粹大屠杀绝不平庸（banal）或常见（commonplace）（注9），以示其极度可怕、难以饶恕和理解。那么，鄂兰为何还用平庸一词呢？因为她认为在艾希曼的审判中，我们看到有一种西方哲学史里并未探讨过的现象，就是犯罪者（在旁人眼中）犯下极其可怕的罪行时，直到被定罪至走上断头台的一刻，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罪行之严重性。鄂兰写道，艾希曼“用俗语来说，永远没有认识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他完全“缺乏想像力”，不明白为何别人无法理解或同情他的行为。鄂兰甚至认为他身上“这种与现实有隔阂和不思考，较之于可能内在于人的一切邪恶本能，可以招致更大的破坏——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可以得到的教训。”（注10）

我之所以主张译成“恶的浮浅之处”，一方面合乎英文原文，另一方面，更切合鄂兰强调艾希曼所体现的邪恶缺乏深度，既不是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恶性，也不是来自深思熟虑，周全思考而表现一致的言行。事实上，蔡英文也译成“罪恶的浮浅性”，相信也和笔者有相类似的理据。（注11）。鄂兰称之为“恶的浮浅之处”，取其缺乏深刻之意，其言论和思考停留在表面，对自己的理解不能为自己和他人的言论所穿透（impenetrable），不能加以解释，也不能为其罪名开脱，因此可说不会思考（thoughtless）。鄂兰在1963年给好友 Gershom Scholem 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看法是，罪恶永不是‘触及根源的’（radical），罪恶只能是极端的，它不拥有深度或任何恶魔的面向。罪恶可以丛生，以至糟蹋（lay waste）整个世界，因为它可以像真菌那样遍布整个表面。它是拒绝被思考的（thought-defying）。”（注12）鄂兰之所以认为恶有浮浅一面，因为它会阻碍我们通过与旁人沟通，理解他人的言论，从而认识自己的行为，所以好像会“糟蹋整个世界”，也就是跟其他人认识的现实世界出现“隔阂”。恶之所以有浮浅一面，因为鄂兰认为在艾希曼的“思考”过程里，我们找不到更根本的理由为何他不懂思考（例如他并非智力低下），他的言论完全是肤浅的（shallowness）。（注13）由此来看，鄂兰的“恶的浮浅之处”有别于康德所讲的“根本恶”（radikal Böse），或者“恶的根本性”（the radicality of evil），植根于人性的深处。此点有待另文详述。

接著，我们需要说明，为何斯坦尼思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并没有完全推翻鄂兰的“恶的浮浅之处”。

首先，我们承应斯坦尼思对鄂兰的批评部份合理，即是鄂兰并没有充份全面地掌握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前的手稿，因此低估了他伪装成一个纯粹的官僚哄骗他人的能力（注14）。鄂兰曾说过：“他（艾希曼）显然不带有对犹太人的疯狂憎恨，也不带有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类型灌输而来的思想。”（注15）但是，斯坦尼思则指出，艾希曼始终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真正威胁，德国人才是战争的受害者。（注16）然而，即使我们同意艾希曼是个反犹份子，鄂兰的“恶的浮浅之处”仍有一定效力，因为它指向的现象是艾希曼不会思考、不能理解别人对他所作所为的观点。事实上，斯坦尼思亦指出，艾希曼的“思想带有独语的结构”，他喜欢长时间自言自语，不断重复，完全沉醉于自己的思考当中，无兴趣理解别人的话。（注17）因此，伯科威茨（Roger Berkowitz）就认为，鄂兰视艾希曼为意识型态的倡导者（ideologue），并不是指他有很清楚的理据来支持反犹政策，而是指他本身受意识形态式思考（ideological thinking）所困。所谓意识形态式思考是指不管现实为何，意识形态（反犹）都是绝对正确的，受意识型态所困的人们不会按现实的证据和变化来修正其观点，反而会扭曲现实来符合其观点。（注18）由此来看，即使修正鄂兰的观点，接受艾希曼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犹份子，但他仍然是个鄂兰笔下“不会思考”的人。伯科威茨如此扼要地解释鄂兰的恶的概念，足以显出它跟米尔格伦实验的分别：“现代的恶不纯粹来自对官僚权威的服从，今天的恶源自信仰意识形态的诱惑。”人们借此从意识型态中获得行动的意义，放弃独立思考，漠视现实世界中不同观点对其意识型态的挑战。

其次，虽然斯坦尼思对艾希曼的心理分析详尽，却始终没有触及和挑战鄂兰对“恶的浮浅之处”所牵涉的政治分析。 鄂兰认为艾希曼之所以“欠缺思考”（thoughtless）不是因为天生愚笨，而是在极权统治的环境里逐渐养成。换言之，政治环境有助扭曲一个人的思考和判断。鄂兰认为大屠杀反映了，极权令人类陷入了“集体的道德沦丧”（注19），当中不仅指德国人，更包括许多欧洲人，不仅指加害者，亦包括受害者，他们尝试合理化绝不道德的大屠杀。艾希曼本来对大屠杀的可怕暴力有所怀疑，但是在1942年参加了万湖会议后，他就不再迟疑地执行，因为他看到会上纳粹党和政府高层都一致赞同大屠杀方案，并争相推动此项任务以求获取殊荣，他就“不再有任何罪疚感”。（注20）鄂兰认为极权主义不只通过恐怖手段来统治，剥夺人民的自由，更会使大部份人不敢表露真实想法，谎言和自欺成为了常态（注21）。由此可见，缺乏了公共空间来表达和辩论真实的想法，会严重危害人的思考和判断力，从而更容易孕育“恶的浮浅之处”。这是斯坦尼思分析艾希曼时忽略鄂兰的政治面向。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鄂兰强调极权有助滋长“恶的浮浅之处”，但她并不主张环境完全决定人的行动。她以“不参与”（non-participation）大屠杀或不协助纳粹施政为例，说明极权威吓人民，但并不能彻底剥夺人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些不参与纳粹的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完好无损”，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圣人”，在大多数的时间保持沉默，但在必要的时刻就会像绍尔兄妹（the Scholls）那样鲜明地反对纳粹，道出真相。（注22）如果我们用鄂兰的术语来说，绍尔兄妹勇于挑战极权充份反映了追求善和公正的“根源”，就在其分辨对错的能力不受极权所扭曲。这恰恰是艾希曼的相反，艾希曼一夜间足以颠倒是非价值观，缺乏思考正因缺乏了“植源”，不再能分辨对错。因此，从鄂兰的观点来说，艾希曼不是单纯犯下重大的过错，而是不意识到他参与屠杀的错有多大，更不意识到极权对人的思考可以扭曲至何种地步，这就是“恶的浮浅之处”。

注释：

注1：此书英文书名为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施奕如的中译本书名为《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台北：玉山社，2013），倒转了原书的书名，强调“平凡的邪恶”多于“报告”的性质。

注2：参看英译本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trans. Ruth Martin, London:The Bodley Head, 2014, xxii-xxiv.

注3：2018年3月4日刊于01哲学随笔，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9%9A%A8%E7%AD%86/164505/%E9%82%AA%E6%83%A1%E7%9A%84%E5%88%B6%E5%BA%A6%EF%BC%8C%E9%82%84%E6%98%AF%E9%82%AA%E6%83%A1%E7%9A%84%E6%80%A7%E6%A0%BC%EF%BC%9F%E4%B8%A8%E6%9B%BE%E7%91%9E%E6%98%8E

注4：2018年3月11日刊于01哲学随笔，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9%9A%A8%E7%AD%86/166669/%E5%B9%B3%E5%BA%B8%E7%9A%84%E6%83%A1%EF%BC%8C%E9%82%84%E6%98%AF%E5%B9%B3%E5%BA%B8%E7%9A%84%E9%8C%AF%EF%BC%9F%E4%B8%A8%E6%9B%BE%E7%91%9E%E6%98%8E

注5：在〈平庸的恶，还是平庸的错？〉，曾瑞明谈到：“一些历史学家就质疑阿伦特的说法是非历史的。艾希曼并不是普通人犯了大错，种种证据都显示了他有反犹倾向，亦相当残忍——这较符合我们对恶的直觉。”

注6：崔卫平：〈有谁说过“平庸的恶”吗？〉，2017年4月12日刊于01哲学，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6%80%9D%E6%BD%AE%20AVANT-GARDE/83918/%E6%9C%89%E8%AA%B0%E8%AA%AA%E9%81%8E%E3%80%8C%E5%B9%B3%E5%BA%B8%E7%9A%84%E6%83%A1%E3%80%8D%E5%97%8E%EF%BC%9F

杨焯沣：〈《极权主义的起源》： 民族政府无力应对全球问题〉2017年5月11日刊于01哲学，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7%A4%BE%E7%B6%93%E6%99%82%E6%94%BF/90330/%E3%80%8A%E6%A5%B5%E6%AC%8A%E4%B8%BB%E7%BE%A9%E7%9A%84%E8%B5%B7%E6%BA%90%E3%80%8B%EF%BC%9A%20%E6%B0%91%E6%97%8F%E6%94%BF%E5%BA%9C%E7%84%A1%E5%8A%9B%E6%87%89%E5%B0%8D%E5%85%A8%E7%90%83%E5%95%8F%E9%A1%8C

陈冠廷：〈无法言喻的平庸之恶──读《责任与判断》〉，2016年12月24日刊于说书，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s://sobooks.tw/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叶浩主讲，李丽美笔录〈原谅与承诺 — 跟著鄂兰想想政治和解与希望基础〉，演讲日期为2016年1月29日，存取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http://whogovernstw.org/2016/02/28/haoyeh2/

注7：《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页279。

注8：蔡佩君译：《责任与判断》（新北：左岸文化，2016），页74。

注9：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 Penguin, 1994, 288.

注10：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288. 施奕如的中译本（页317）把thoughtlessness译成“麻木不仁”，显然是个错误。不管英文thoughtlessness，或者鄂兰肯定想及的德文Gedanklosigkeit，皆指不会思考、不懂判断，完全没有“麻木不仁”之意。

注11：蔡英文：〈导读一〉，载于《责任与判断》，页16。

注12：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ed. Jerome Kohn and Ron H. Feld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471.

注13：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487.

注14：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365.

注15：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26.

注16：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226-227.

注17：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231.

注18：Roger Berkowitz, “Did Eichmann Think?”, in The Good Society, Vol. 23, No.2, 2014, 193-205.

注19：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125.

注20：Ibid., 114.

注21：Ibid., 52.

注22：Ibid.,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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