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判断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镇

作者｜沈昌镇

从恶的平庸性到人类判断力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完成1958年的作品《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之后，就一直在思考人类的“内在”心智活动的政治意含与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这个写作计划一直持续到鄂兰生命终结之时都没有停止。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这个鄂兰在观察艾希曼大审时所书写的报导评论中提陈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放弃了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我们将可能犯下令人十分难以想像的极端之恶。换言之，“恶”并不源自于某种扭曲的、变态的人性上头，而是根源于我们的每日生活之中——根源我们的放弃思考、放弃判断的习惯之上。

汉娜・鄂兰：极权下的“平庸之恶”及“女哲学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时候，鄂兰还没有对思考与判断进行明确的区分。随著鄂兰对人类内在心智活动与其政治意含之探究的时间拉长，这二者的区分也愈来愈明确。对本文最重要的一点是，鄂兰不只一次地强调：人类的判断力是一种很特殊的能力：它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the political faculty par excellence）。判断力与理性思考的能力不同，后者的最特殊之处在于能够进行逻辑推演，能够进行一般化（generalize）与普遍化（universalize）的思考，从而能够处理抽象的、普遍性的事物或概念。判断力则十分不同。当我们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先把被评价的事物提陈到我们的思维活动当中，再现它、品味它、处理它，从而形成我们的判断：“这是好的”（THIS is good）、“这是美丽的”（THIS is beautiful）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使用判断力在评价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它的独特性来进行判断；用鄂兰的话来讲，就是将“特殊物件就其特殊性”来进行判断（to deal with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而非将“特殊性递交于通则性”（to subsume the particular under the universal）之下的一种认知活动（后者例如当我们在品尝一杯饮料时，发现“它是一杯咖啡”：这是一种认知性的判断活动，而与思考的关系较为密切。鄂兰探讨的重点则专注在评价好坏、美丑、喜恶等等面向的“美学判断”上。）

艾希曼大审讯：我没责任，我没有罪，我没杀人

判断力的形式与角色

举例来说，当我“真正”在评判我眼前的这一杯手冲咖啡的时刻（今天早上才刚刚冲好的“这”一杯咖啡），我并非在摄取某种抽象的、一般性的咖啡因饮料（它是一杯咖啡），而是会品味这一杯咖啡它的香气、前味、丰厚度、果酸、后韵⋯⋯等等。也就是说，我是将这杯咖啡当做在时间性与历史性的意义上，具有特殊性的一杯咖啡来品尝，而与其他地方、其他时间所作出来的咖啡不相同──当我在品味、评价眼前的“这”杯咖啡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事件。因此，鄂兰所说的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特殊物件本身的特殊性），并非是对立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存在物，而毋宁说是一种独一性、独特性（singularity）。

就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我们在使用判断力的时候，我们乃是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判断（“我喜欢／不喜欢它”）：这是“我”的判断。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自身乃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来进行判断的。因此，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不仅如前所述，被评价的物件获得了独特性；与此同时，进行评价的主体也获得了独特性──是当下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我”在品尝“这”一杯咖啡。

因此，就主体与客体两方面来说，鄂兰说，判断力的基本公式是 THIS pleases / displeases ME（“它使我感到喜欢／不喜欢”）。从现象学的角度而言（鄂兰与德国现象学的密切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并非预先存在一个主体然后对客体进行判断，而是判断力的活动（the judging activity）、判断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judgment）同时建构了主体与客体。更重要的，接续前一点的讨论，判断力同时建构了评判主体与被评价客体的独特性（Judgment entails the singularity of both the judging subject the object judged.）。如果说，自由与责任是一个与“个体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的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判断力同时提供了自由与责任的基础（Judgmen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both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德国观念论（上）：康德

需要注意的是，鄂兰绝非一个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者。鄂兰在1970年的秋季班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开设了一门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讲座。透过对《判断力批判》的批判性阅读，鄂兰指出，正是《判断力批判》而不是康德其他的“政治写作”，是康德所有著作中最具有政治哲学特性的作品（没有“之一”）。从这个讲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鄂兰很谨慎地不让判断力成为一种唯我论（solipsistic）的心智活动。在这个讲座中，鄂兰特别强调康德对于 sensus communis 的讨论。所谓的 sensus communis 就是 common sense；而这个 common sense 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常识”，确切地说，它就是一种 community sense（社群意识）。台湾的李丁赞老师将其翻译成“共通感受”，是一种社群感、共同感，一种关于“我群”的感觉意识。它是一种感觉意识，也就是一种前理性的、隐微的、不言明的意识感受。当我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所根据的并不是纯粹主体性的个人喜好，反而是，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我们所依据的正是这种共通感受、这种隐而不显却影响著我们进行判断的 sensus communis。换句话说，判断乃是建立在想像中的他人在场并进行潜在同意的基础之上；判断不仅“依据”（according to）共通感受作为标准，并且“诉诸”（appealing to）社群意识的认可。当我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绝非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在进行判断，而是作为一个潜在社群的成员在进行判断（当我对这一杯咖啡是否好喝形成我的判断时，我也同时期待他人能够认可我的判断）。也就是说，判断力为一个潜在的“我们”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与判断的形成共同浮现的，正是一个最原初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从《The Human Condition》到《The Life of the Mind》中的判断

如前所述，鄂兰在1958年写完《人的境况》之后，特别是历经了1960年代关于艾希曼审判的后续争议事件之后，就不断地思考人类各种心智活动的政治意含与政治后果。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并非鄂兰自己原先设定的书名，而是来自于出版商所给的一个明智建议。原本鄂兰自己预想的书名野心并没有这么大，而是先暂定成 Vita Activa（这个拉丁文字面意思乃是“活动著的生命”），目的在探讨三种人类在显现世界之中的活动：劳动（labor）、制作（work）、与行动（action）。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人类的生存境况”这个更大的写作计划之下，其实分成两部作品，一本就是1958年所出版的《人的境况》（也就是Vita Activa），探讨人类的三种“外在”的显现行动；而相对于此，鄂兰在生命结束前几年的另一项写作计划乃是探讨三种“内在”的心智活动：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与判断（judging），也就是 vita contemplativa（这个拉丁文的字面意思乃是“沉思的生活”）──真正的“人的境况”其实包含了 Vita Activa 与 Vita Contemplativa 这两个子计划，也就是包含了“外显生活”与“心智活动”的两个面向的讨论。可惜的是，鄂兰最终能没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1975年底的心脏病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鄂兰死后，由她的好友 Mary McCarthy将已完成的前两卷处理“思考”与“意志”的部份，于1978年出版成《The Life of the Mind》（中文版翻译成《心智生命》或《精神生活》）。我们终将无法得知鄂兰最后对“判断”的处理为何。

从进行判断（judging）到形成判断（judgment），其实是一个从内在的心智活动到形成一个外显的话语行为（speech act）的过程；也就是说，判断就其整体而言，是一个在世界中显现（appearing in the world）的过程。虽然鄂兰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处理判断力，但实际上，判断不全然属于一种内在的心智活动，而是横跨在 vita contemplativa（心智生命）与 vita activa（外显活动）的分界线上；或用希腊文来说，横跨在 bios theoretikos（理论性的生命）与 bios politikos（政治性的生命）的分界线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理解，也可以说，判断力横跨在所谓的“私领域”（主观的思考意志感受）与“公领域”（客观的显现世界）的分界线上。接续前面所讨论过的，判断力不仅同时建构了主体与客体的独特性，从而为自由与责任提供了基础，它的活动同时也建构了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形成与划分。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鄂兰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处理思考、意志、与判断这三种心智活动，但未完成的第三卷──〈判断力〉──其实将再度回到显现世界，或者说，回到 vita activa 与 vita contemplativa 的基础形成结构上，回到本体论意义上的、作为政治存在的人类活动与生存境况的讨论上──这也是真正的 《The Human Condition》这个书名所提示的总计划。这也是为什么，鄂兰会多次强调判断力是人类最基本、最典型的“政治本领”（political faculty）的原因。虽然鄂兰的遗作未能完成第三卷“判断”的部份，但我们或许可以大胆猜测──根据鄂兰整体作品对判断的讨论──也许她所设想的〈判断力〉就包含了前面我所探讨与推演的这个特征。（为了表明我对鄂兰的判断，即，我写作的自由与责任，我必须坦承，本文绝大多数的黑体字乃是我对鄂兰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而非鄂兰的原文。）

于是，我也猜想，鄂兰不会不同意我假她之口，如此般地改写康德那句有名的启蒙格言，作为本文的结尾：

“因此，鼓起勇气去使用你自己的判断力吧！”

参考文献

鄂兰讨论判断力的篇章主要散见以下作品之中：

Arendt, Hannah. 1961.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197–226.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Arendt, Hannah. 2000 [1967]. “Truth and Politics.” In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Peter Baehr, 545–7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1.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2. W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92.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endt, Hannah. 2003.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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